“条约选购”是指本不在某一投资条约保护范围内的投资者为了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保护,通过重构自己的投资层级关系等行为进行国籍筹划,从而选购该等投资条约的行为。由于投资者国籍普遍采用单一的“注册地标准”以及仲裁庭扩张管辖权的趋势,除少数在敏感时点的国籍筹划外,该等条约选购行为均被认定是正当可行的。为了应对不在保护范围内的投资者的条约选购行为,东道国一般会采取限缩投资者定义或者在投资条约中引入拒绝利益条款来应对投资者的条约选购行为,但是由于仲裁庭对“实质性经营活动”的低标准认定并对援引该等条款的东道国提出的事先合理通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义务,该等应对措施并未发挥出东道国原本期望的作用。同时,通过对我国签署的投资条约的样本分析,我国签订的投资条约绝大多数未对投资者定义进行任何限缩且未引入拒绝利益条款,普遍无法应对“条约选购”行为。本文将分析目前的“条约选购”现状以及我国所签订投资条约对“条约选购”的应对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