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规模越来越大,并进入了社会融入阶段。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流动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我国社会特殊的阶层。他们流动的生命历程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阶层化趋势。本研究拟从阶层化的视角探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阶层化的过程使不同阶层的人在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阶层化一般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个人社会地位的某些层面如职业、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二是社会阶层的成员资格。阶层化理论认为社会群体的阶层化决定个人采取的社会行动。本研究梳理了中国的阶层理论和农民工的阶层化研究后,将结合阶层化的两种取向,从就业场域、私人生活场域、社区公共场域三个方面研究农民工的阶层化,并分别提出了研究假设。就业场域中,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的就业以次属劳动力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为主。生活场域中,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性在农民工的个人生活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种习惯在他们流动到城市后面临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处于劣势状态。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社区是其落地的场所,也是除了工作之外,活动时间最多和频率最高的场域,鉴于农民工在目前的城市户籍管理体制下城市身份和资格的问题仍然存在,在社区中仍然存在“外地”、“农村”双重劣势。本研究将使用在厦门、深圳、苏州、东莞四个城市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的农民工数据,建立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融入、生活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会关系融入四个维度,采用CGSS2010城市市民部分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农民工阶层化的相关维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处于半融入状态。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大多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中,劳动权益保障较差,失业风险也偏大,社会保障也差强人意;生活方式上,农民工处于与现代性城市文化较为疏离的状态,消费负担重,休闲上以放松式休闲为主;社区公民身份维度上,农民工已经习得城市基本道德素养,在社区中涉及到资格和权利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要素上,则还没有完全实现。就业维度上,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就业稳定性、就业所有制和就业状态对社会融入有显著性影响,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权益是通过就业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而影响社会融入。生活方式上,农民工的消费负担限制了农民工经济融入;休闲中的发展型休闲不论是对农民工经济融入还是心理融入都有促进作用;社区公民身份维度上,普遍意义的道德素养并不能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而涉及到权利的社区参与则能有效促进社会融入,社区认同作为农民工在社区中的主观评价要素也能促进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入。研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深化农民工阶层化理论和社会融入的相关讨论。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社会融入差异很大,在经济融入和生活融入上尚可,但是社会关系融入成为短板,农民工出现自我隔离现象。农民工的阶层固化现象非常明显,在制度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城市的“打工阶层”,被“区隔”在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并形成自我隔离。由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影响,农民工通过就业向上流动的通道非常窄,只能通过非规就业达到中小企业主的形式达到中产阶层。农民工被固化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为“外来底层”,无法实现长距离的社会流动。户籍制度在农民工的阶层固化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城市中心主义使户籍制度在地方层面上变形,农民工在社区仍然被区别对待,被区隔在城市公共生活之外无法实现实质的社区公民身份,社会排斥仍然存在。阶层固化现象在农民工自身生活方式的不断演绎下被不断强化和稳定,农民工被动生存型的生活方式成为身份区隔的内在机制,无法获得社会性成长,并导致其自我排斥。多重劣势累加效应下,农民工遭受的不平等被再次巩固。这种“粘地板”的阶层固化趋势限制了他们融入城市。最后,研究者提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