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得到空前的改善。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和物质条件改善的现实基础上,人们把合理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科学技术的不断扩张和渗透,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恶果。技术扩张所导致的问题也已经涉及到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体系的框架中进行综合的、多维度的考察。笔者在考察工具理性膨胀和技术化生存状态产生的历史过程后,分析了各种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合力作用,指出了这种技术化生存方式的缘起和再生产情况,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最新发展说明了其历史的合理性和有待突破之处。最后,结合笔者的所学和兴趣点所在,详尽考察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解决工具理性膨胀这一现代性问题的可能性和缺陷。本文在逻辑上以四个大的部分具体展开此种理解:　　第一部分。启蒙理性深受近代科学的影响,在工具理性膨胀的现代性社会,启蒙理性的方向必须有所调整。在提出问题以后,笔者考察了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做出的相关论述。　　第二部分。溯源问题的起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章主要考察了理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启蒙理性在近代的狂飙和异化,并论述了技术化生存方式发展的进程。漫长的中世纪后,启蒙理性驱走了上帝,却把“上帝”这个王冠戴在了理性自身的头上,使得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使自己重新演绎成了神话。在关于人的解放问题上,人成为自己理性制造出来的体制的附属物,而体制成了主宰人的主人。在此基础上,技术开始脱嵌于各种前现代的社会规范,成为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　　第三部分。如前章节所述,工具理性在由于日益摆脱了传统社会的道德制约和社会系统的控制后,其泛化成为了一种不可限制的存在,从而使得现代性的走向变得愈加迷乱,并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感。如何完成启蒙理性的去神话,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近代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出发,指出了理性的工具化和片面发展是启蒙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原因。所以应该重新审视启蒙理性,从中揭示出理性的新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为理性走向真正的合理性寻找一个出口。　　第四部分。哈贝马斯在分析了现代性工具理性膨胀病症的基础上,主要针对工具理性僭越客体性领域进入主体性领域从而造成时代困境和病症的问题,提出了以交往理性来解决主体性问题的思路。哈贝马斯采取的策略是立足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意志集合的公民社会中加以探讨。他试图把科学技术纳入到交往合理化的框架之中,把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意识统一起来。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理论和具体改造设想有可取之处,同时其交往理论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在文中都做了详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