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调整各种制度与政策。迄今为止，我国的FDI流入经历了三次增长高峰，而这三次FDI增长高峰均与我国政府大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制度因素在中国吸引FDI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FDI流入在我国各地区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吸收了较多的FDI，而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每年吸收的FDI量均处于全国的落后位置。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制度环境对FDI流入的影响也是政府和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层面分别以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市场效率为研究出发点，分析了制度环境对FDI流入的影响，然后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为FDI区位选择的理论基础，结合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以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市场优势为路径，研究了制度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因素不仅会对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市场优势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而且会引起母国和东道国企业行为的改变，进而影响FDI流入或者流出的变化。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所构建的实证分析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本文采用手成分分析法评价了我国各省（市）的制度环境，进而采用Spearman系数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与FDI流入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市）2001-2007年吸引FDI的制度环境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制度环境与FDI流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表明，市场化程度、政府运行效率、政府的节俭程度、产权保护程度、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限制程度等制度因素对FDI在各地区的流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从制度维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认知性维度、规范性维度、管制性维度对FDI流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省际差异。结果发现，在控制市场需求与贸易开放度两个变量以后，三大制度维度均对我国FDI的流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管制性维度对FDI的影响大于认知性维度和规范性维度对FDI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揭示了研究的基本结论，并对症下药，从认知性维度、规范性维度、管制性维度三个角度，提出了促进各地区吸引FDI流入的政策建议，以期促使FDI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