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间,沪剧发生了很大变化,诞生了一批与时代相呼应的经典剧目,而以沪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与国家政策间也经历了复杂的博弈关系。本文史料侧重于上海档案馆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文化局及人民沪剧团等核心档案;在成文过程中,还联系采访了沪剧知名老艺术家,获取了珍贵的口述史料。从文章结构看,解放后国家力量极大地影响了沪剧发展。相比于旧时代里高度商业化的沪剧,解放政府逐渐参与到对沪剧等戏曲事务的管控中来。这一点可以从戏曲改革文件的“改人、改戏、改制”等经典表述中得到印证。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府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相应的文化管理制度,体现之一便是剧团国营化运动。国营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上百个剧团及数千艺人演员急需救济与管理的沉重压力下,政府又将这些剧团划归其区县管理。步入60年代,政府的文艺政策发生剧烈波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及江青的“文艺革命”理论最终占据优势。他们在上海的响应者柯庆施、张春桥则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不过此时期的沪剧是幸运的,它的两部大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凭借时代潮流的推动,成为了经典剧目。国家是戏曲等文艺事物的主管部门,并充当了戏曲投资者和保护人的角色;沪剧则相对高效地承担了部分政策宣传工作。但长远来看,以计划体制来控制戏曲文艺终究是有弊病的,文艺事物通常生于相对自由的土壤上,需要足够的发挥空间,同时还需要营造良好的生态来支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