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如何和平共处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一直是中美两国学界关注的议题。对此,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饱受美国学界的质疑,被认为是一个空洞的华丽口号,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及具体的实施路径,种种质疑的背后反映的是中美两国间战略互信的缺乏。近年来战略不信任,或者说战略互疑已经成为阻碍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因素。本文认为,导致两国战略互疑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学界讨论较多的结构性因素,即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变化及其带来的安全困境;第二种则是一直以来较为被忽略的观念性因素,即双方由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对于彼此身份认同的差异。目前学界对于中美之间观念性矛盾的讨论多集中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国家层面的因素上。事实上,中美两国在观念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根源或许存在于全球层面的规范体系上,背后折射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间的观念性矛盾,不管是在19世纪的“文明标准”还是20世纪的“新文明标准”下,都是如此。本文认为,这才是导致中美两国间战略互疑难以消解、新型大国关系难以构建的根本原因。值得庆幸的是,进入21世纪后,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显著崛起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散使得当前的全球性国际体系处于复杂的转型阶段,这种转型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权力格局变化,还包括理念层面上的全球规范体系的转型,最典型的就是“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日益成为一种新的“首要机制”,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给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带来历史性变革的机遇。在此背景下,传统大国关系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全球规范体系转型的需要。中美两国只有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机遇。鉴于此,本文在回顾中美气候合作历史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自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通过气候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说明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正是迎合了全球规范体系转型这一历史机遇,同时全球规范体系的转型也为落实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具体的思路与途径,从而驳斥了西方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空洞口号的观点。中美两国通过合作积极地参与对“环境治理”规范的塑造,不仅有助于它们成为全球规范体系转型的“贡献者和引领者”,也为双方进一步迈向更为积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