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末,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下行压力,我国实施了以大范围减税增支为特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完成刺激经济复苏任务之后,为了进一步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继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显然,这一政策为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为我国财政可持续埋下了隐患。众所周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发行国债以及地方债务为其融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力空间一定程度上由我国的债务空间所决定。在此背景下,对于我国债务空间的探索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目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实际政府债务的债务空间。首先,本文通过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对我国的国债指标进行比较研究。静态分析包括了考察我国国债历年发行的绝对规模,以及比较由国债偿债率、国债依存度、赤字率、国债负担率所反映出的相对规模。动态分析主要是包括对我国国债负担率的增长路径的分析,并利用动态模型对我国警戒线标准进行了修订。其次,在进行国债规模的国际比较时,本文发现以往我国政府财政重心以建设财政为主,而对财政公共性职能的履行有所缺失。由于正常履行这部分职能必然会加重我国的财政负担,而忽略这一职能的履行则会使得在进行国际债务指标比较时低估我国的国债规模。为了对弥补我国财政公共性职能缺失部分的债务进行估计,本文通过比较财政支出结构确定了我国财政公共职能缺失的主要领域,并按照一些国际最低标准,对缺失部分进行估算。通过比较弥补财政公共性职能缺失部分后的国债规模,本文发现我国的公共债务负担率水平仍旧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国债规模依然具有一定的扩张空间,能够为进一步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支持。最后,本文基于Ghosh(2013)的分析框架对我国财政反应函数进行了拟合,以定量判断我国债务空间。最后得出2015年我国实际政府债务负担率上限为59.6%,而该年度我国实际政府债务负担率为46.6%,因此,依然存在13个百分点的债务区间。进一步,本文利用财政反应函数对我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趋势进行了模拟,对我国未来的债务上限以及债务空间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现象进行了假设分析,得出经济增长率下降、利率市场化以及居民储蓄存款释放均对我国债务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以及利率市场化引起利差的缩小会导致我国债务负担率上限呈现出断崖式下跌,进而使得我国债务无法持续。此外,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能够明显降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而对于债务负担率上限的影响则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