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东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洋务运动史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他提出两个基本观点,即从洋务运动进呈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出发予以客观评价的“洋务运动发展论”,以及其将有着政治改革主张的戊戌变法作为近代史分界线的“110年中国近代史两段论”,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誉。但是,夏东元前期研究颇为保守,对“齐价合同”的评价不够客观,对“洋务工业企业的性质”的论断尚有可商榷之处,这与他后期客观犀利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而夏东元前后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国后史学研究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夏东元关于郑观应和盛宣怀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他出版的《郑观应传》、《盛宣怀传》,是国内最早研究这两位人物的著作,有首创之功,开启先河,对郑观应与盛宣怀经济活动与政治思想作了深刻剖析,并给予的客观的历史评价。这一切,都体现出他十年磨一剑的功力与令人敬佩的勇气。但是夏东元的历史人物研究存在侧重政治经济活动,忽略对他生活的描述,存在人物形象不够鲜明、立体的缺憾。但瑕不掩瑜,整体言之,夏东元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体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夏东元的近代史研究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八十年代中国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夏东元学术生命得以绚烂绽放的八十年代,正是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之时,社会各界都认为现代化势在必行。因此,夏东元的学术著作之所以深受欢迎,甚至一时洛阳纸贵,除了他本身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外,八十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