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奖励作为一种典型的非强制行政行为,是在政府行政职能与执法理念转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已被我国广泛地运用于各个行政管理领域。但行政奖励诉讼还是一种不为常见的诉讼类型,虽早有这方面的实践案例,但至今其还受困于案件数量少的问题。关于所存在的行政奖励可诉性争议,这可通过制度依据、理论意义、实践情况三方面予以证成。目前,该争议内容已逐渐转换为内部行政奖励可诉性、自由裁量行政奖励可诉性等,这些理论争议也会影响到诉讼实践的发展。从实然角度来看,内部行政奖励不可诉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行政奖励诉讼实践即是外部行政奖励诉讼实践;但行政奖励多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自由裁量的行政奖励具有可诉性无疑是必要的。而在探讨这些理论争议的同时,更需我们关注的是行政奖励诉讼的实践情况,这恰是完善当下行政奖励诉讼制度所较为欠缺之处。裁判文书网与北大法宝网现公布有300份左右的行政奖励行政判决文书,合计约200件案件,为我们统计与分析行政奖励诉讼实践情况的主要样本。通过统计这些案件的数量、案件类型、败诉情况等,我们却发现行政奖励诉讼除了存在案件数量少的问题,还存在法院对行政奖励定性不当、行政奖励归于行政自由裁量、行政奖励诉讼存在原告缺位的问题,“马随意案”、“任乐亮案”、“华南虎事件”等引发热议的案件,便是这些行政奖励诉讼问题所致使。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阻碍了行政奖励诉讼目的的实现,也影响到行政奖励目的的实现。从这些案件的判决理由来看,造成行政奖励诉讼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行政奖励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也有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原因,还有主体意识的重要成因。在这种情况下,对行政奖励诉讼法律关系进行再梳理,从诉讼法律关系层面来剖析行政奖励诉讼问题,有助于结合理论与实践来认识与解决这一问题。行政奖励诉讼有法院、原告、被告三方主体,是我们行政奖励诉讼制度的运行者,激发主体意识、培养诉讼环境有助于行政奖励诉讼问题的全面解决。而行政奖励诉讼客体除了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奖励,还包括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奖励规范性文件,对后者的司法审查意在从根源上减少同类纠纷的再发生。不过,针对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实践问题,构建行政奖励诉讼制度则更具可操作性和现实性,尤其是将行政奖励通过列举式规定明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些制度是以现有行政诉讼制度为依托的。总而言之,行政奖励诉讼亟需汲取既有的行政诉讼理论与行政诉讼实践的“养分”,从而成长为一种成熟的行政诉讼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