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是一位来华传教士,他所写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将中国人的特性分为20多种,并以具体的事例来说明,相比其他研究中国的外国作家来说,史密斯的分析是最为详实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不仅向西方打开了了解中国的窗口,也给近代启蒙者带来深刻影响,对国民性思想在中国的展开具有推动作用。而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研究鲁迅绕不开的问题便是国民性思想。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因90年代后出现的西方“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话语,而受到质疑,摩罗先生、冯骥才先生等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完全来自于史密斯《中国人的气质》。他们否认了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独特性、历史性、现实性及其思想中的自剖性,更未认识到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以史密斯为切入点,通过“对读”比较鲁迅与史氏思想间的联系与差异。所谓“对读”,是在鲁迅与史密斯之间进行文本细读,这样,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面子与“诚”、保守思想与主体意识缺乏、品行与良知、行为价值取向上的局限等四个方面,对其出处、渊源、概念(观念)的界定,尤其是基本内涵和特性予以辨析,既对比它们的联系,更力图发掘二者的差异,力图将二者之间纷繁复杂的生动关系揭示出来。通过对读,我认为,二人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史密斯的考察是描述性的,为西方人(主要为传教者)提供某种参考,所以其有限的中西比较往往取了一种虽非西方中心主义,却是局狭而傲慢的立场。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是一种主人翁姿态,以大胆而果敢的、反思的和自省的视角,以(自觉的)现代“人”为判断尺度,而其高远的目标则是“民族主体性的建构”。换言之,二人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所谓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是西方殖民主义“眼光”,就成为一种“皮毛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