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融资与投资是其最基本的两项财务活动。投资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是企业正常经营,保证盈利的最基本的活动。融资则解决了投资资金的来源问题,是企业投资的前提。两者既相互独立的,又存在着必不可少的联系。上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股权适度集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美国这种市场化程度极高的国家,也存在此类现象。事实证明,我国的股权结构也是相对集中的,尤其是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和家族企业,“一股独大”,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状十分显著。在此情况下,不可避免会存在控制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出现一系列的非理性的投资状况。例如：投资效率低下、盲目过度投资、资金严重闲置等等。此外,我国目前仍处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还不完善,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从资本市场融资外,还有一大部分需要从银行借款,银行信用融资是其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的负债融资对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反而由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产生了诸多的利益冲突,也引发了企业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本文从企业终极控制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出发,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股权结构、负债融资结构和非理性投资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采用中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企业终极控制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二次函数关系。融资结构中银行信用融资和长期借款融资容易导致过度投资问题；商业信用融资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投资问题,但会由此带来投资不足；短期负债融资在理论上可以同时减弱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但本文的实证检验并不显著。企业终极控制股东所有权越高,越容易引发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并且使企业更倾向于银行信用融资和长期借款；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偏离度越高,越容易选择商业信用融资和短期借款融资,相反,两权偏离度越低,企业越容易选择银行信用融资和长期借款融资。最后,本文提出了从股权结构和债券监督两个方面来解决非理性投资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