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录影带以其非凡的视听创造力,在影像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不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电影的创作语境,更直接性地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从古至今,人类的“视、听、触、嗅、味”等五觉承担着表达和接收情感的重要作用。从人们学会使用肢体语言开始,直至舞蹈、戏曲、戏剧、有声电影等艺术门类地诞生,视听一体化的情感创造和信息获取已成为一种惯性化的思维常态。当上世纪50年代,以“释放自我”为精神核心的摇滚乐在美国盛行,歌曲中对于孤独、暴力、性、战争、毒品、宗教等问题进行大胆吟唱,在歇斯底里地呐喊中获得了世界范围内地强烈回响。随着西方商人在摇滚乐这一听觉形态上获得了越来越丰厚的利益回报,于是制作公司便开始在公众媒体上大肆宣传。1975年,英国摇滚乐队QUEEN(女王乐队)以广告片的定位,在电视上播放了世界上第一支音乐录影带《波西米亚狂想曲》。由于这一创新性地尝试满足了人们对于视听一体的感知需求,因而获得了空前成功。1981年,美国便成立了专门播送这类音乐录影带的电视频道"MTV音乐电视频道”。至此,音乐录影带这一以音乐作为表现出体,搭载视觉形象的艺术作品得到了井喷式地发展。在中国,由于港台流行音乐在七十年代风头正劲,且思想文化较为开放,于是便很快吸收这一集商业、艺术于一体的视听概念,创作出了一大批讲述都市爱情的音乐录影带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地逐步实施,大量新潮事物涌入国门,由于港台制作方对于音乐录影带进行了本土化改良,使得西方那些“靡靡之音”得以净化,因而音乐录影带也在坎坷中走向了大众。随着音乐录影带在大陆地正是落户,当时一批年轻电影导演开始尝试这一新鲜事物,而崔健等摇滚乐手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批拥有音乐录影带的歌手。在时间地推移和意识形态地渗入下,中国的音乐录影带也在以电影为基准的表现形式上,逐步形成了四个主要类型：故事类、意境类、表演纪实类和动画类。八十年代初期,当流行音乐叩开国门之后,被禁锢了十年的精神思想得以焕发生机。人们如饥似渴地咀嚼着外来思潮,在看似自由的氛围中,流行歌曲所反映的情感故事温润了一代人干涸的心灵。于是,成长在那个年代的人们被音乐录影带中的歌曲和视像空间所深深吸引,开始接受有别于传统电影的思维方式,尝试解读新兴的视听语言：观众学着体会快节奏剪辑所带来的节奏快感；乐于感受零散叙事所带来的片段化组接；认可大胆前卫的人物造型和场景设计；习惯于伴随歌曲欣赏象征性强且非现实化的影调处理。与此同时,由于音乐录影带地助推,一大批歌手也从电视荧幕跨入了电影银幕,成为影、视、歌“三栖明星”,而观众也并不排斥着接二连三地变化,反而倍感新奇与丰富。那一时期,不仅受众在音乐录影带地影响下改变了观影情趣,同时代成长起来的电影导演也在接受着这一新兴文化地侵染。在他们进入业界之初便开始从事音乐录影带地摄制,当一系列优秀作品面世之后,这一批人也开始尝试性地转战于大银幕。其中张一白、宁浩、王岳伦是极具代表性的三位导演,他们将音乐录影带中的节奏风格、叙事形态、场景设计和影调变化融入进电影之中,在多风格化的影像重构之下,此类电影很受观众喜欢,票房一路飘红,于是便有更多导演顺势出现一系列以音乐录影带化的影像风格为蓝本的电影,抢占市场先机。与此同时,一批传统电影导演也在全球视觉战略的今天,向商业市场握手言和,借助音乐录影带的表意空间,推出了以《英雄》为代表的一系列影视作品,强调视觉、空间和节奏上地变化,以迎合观众多变的视听口味。不仅如此,音乐录影带在国外是娱乐工业中的头号捕手,因此非常讲究时尚化、风格化的视觉包装,今天这股风潮不仅渗透到了西方电影中,也悄然在大陆开花结果,打着“时尚与职场”等旗号的电影层出不穷,疯狂地轰炸观众视野。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电影票房连续两年突破百亿大关,在一片叫好声中,我们惊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小成本影片开始走入观众视野,与所谓的“大片”同台厮杀。在进入“亿元俱乐部”的导演中,就有宁浩、徐静蕾、张一白、滕华涛、尚敬五位导演分别凭借《疯狂的赛车》、《杜拉拉升职记》、《将爱情进行到底》、《失恋33天》和《武林外传》等低成本、高素质的电影作品以小博大,赢得了市场的一片赞誉。虽说电影票房并非能够说明一切问题,但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观众的消费趋向,特别是年轻观众的消费目标。不难发现,这几部小成本电影都以15-35岁的都市群体为主要售卖对象,运用音乐录影带化地展现形式吸引观众。比如在《疯狂的赛车》里导演运用快节奏、多线性的剪辑方式,给予观众极大的观影快感；在《杜拉拉升职记》中,徐静蕾以泛时尚化的造型元素,赢得了都市男女地疯狂追捧；在《将爱情进行到底》中,导演刻意使用片段化的叙事方式,配合时代感强烈的声音元素,吸引不同层面观众的目光；而在《失恋33天》中,全片运用音乐录影带化的影调处理,在偏蓝色的调光处理中,显出清新、自然的影像风格。除此以外,当观众在电影中看到音乐录影带化地处理方式后,备感新奇、热烈追捧。于是音乐录影带也开始贴合电影的叙事形态,创制出一批优秀的故事类音乐录影带,比如台湾歌手光良的《童话》、女子组合SHE的《我爱你》、女歌手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等等,这些作品不惜打破音乐的连贯性,而跟随歌曲的情感意境加入故事情节及人物旁白,更注重感受歌曲所透露的精神内涵,先让观众对音乐录影带中的情节设置产生感动,进而对歌曲发生深层共鸣。音乐录影带与中国电影并肩走过了三十载光阴,期间互为影响,相互渗透。笔者通过对具体的音乐录影带和电影作品地分析,探究不同时代的受众认知、导演风格和社会价值,以此完成对二者关系属性的动作性建构。在观众长期接受音乐录影带文化地影响下,中国电影开始越发注重形式化地表现,而忽略掉“内容为王”的主旨,虽然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类作品尚处观众的新鲜期,没有社会关照和精神思维的作品将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同时,当音乐录影带“捆绑”电影进行情感兜售时,观众的意境空间会被视觉符号所左右,无法参与其中产生自我联想,降低了音乐录影带的互动性。尽管这二者地融入还处在过渡期,可仍是中国电影的一次革命,一次新兴电影语言的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