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上半年，“非典”的爆发，使国人对于“危机”二字有了切肤之痛。富兰克林说过，搁浅的人方知暗礁的位置。在经历了“非典”的惊惶失措后，痛定思痛，我国的企业界普遍对危机的随时迫近性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在危机公关体系中，以大众传媒为对象的媒介公关一向被公认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自美国“9·11”及中国的“非典遭遇战”后，包括媒介角色、媒介公关在内的危机公关成为我国理论界的一大研究热点。不过，从目前的文献检索看，我国传播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管理学等与之相关的领域对大众传媒在危机公关中的功能及有效控制与管理的专门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这正是本文的写作动因。本文力图以管理学的框架，以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的基础理论，附以典型的个案，对企业在危机公关中的传媒管理问题进行界定和梳理。　　本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与危机公关中传媒管理相关的诸多概念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笔者认为，危机对企业而言，除了带来危险还隐含着机遇，而危机管理的目的便是化“危”为“机”。其次，在梳理危机管理概念的基础上界定了本文的研究主体——危机公关中传媒管理的内涵，即“组织在危机意识或危机观念的指导下，依据危机管理计划，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公关危机事件，主要从传媒的角度入手，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协调处理的全过程。”最后，在分析危机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归纳了危机公关中传媒管理的两大基本功能:传媒危机预警功能和传媒危机处理功能。　　第二部分，着重从传播学的角度，探析了大众传媒在危机中的独特的、无以取代的“权力”，并认为，传媒的权力主要来自于其在潜移默化中所营造的“媒介力场”，这使其成为了各种社会力量竭力去影响并藉此去影响社会舆论的得力工具;在发生危急情况时，公关主体第一个想到的也往往是如何利用传媒来促成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对传媒生存的制约作用，企业的广告往往成为传媒生命能量的一个重要源泉，资本的力量使得企业在危机公关中进行传媒管理成为可能。企业与传媒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但与此同时，在这种共生与互动中，也往往容易发生传媒的异化与迷失，因此，笔者强调传媒的把关与自律以及企业公关的伦理前提，以避免传播伦理冲突。　　在前文归纳的传媒管理两大基本功能的框架下，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开始着力分析企业危机公关中传媒管理体系的构建问题。这是文章的重点部分。本文力图从宏观上建立危机公关中传媒管理的系统框架，以预测、应对和控制危机的巨大破坏性效果。笔者认为，危机公关中传媒管理体系的构建应主要从两个时期入手:　　其一，在危机潜在期，建立传媒危机预警监测体系。鉴于传媒在危机公关中身份的二重性特点，传媒危机预警监测体系也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针对传媒作为信息传播与沟通平台的身份，适当利用传媒进行危机的实时监测与预警;另一方面，面对传媒作为组织重要公关公众的身份，重视对媒介公众平时的维护，使企业在面对负面报道和竞争对手的舆论攻击时，能够及时、高效、快速地组织传媒力量进行防守反击，消除其负面影响并抑制其传播，有效扼制或化解危机。完善的传媒危机预警监测体系，将有助于组织在危机来临时快速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其二，在危机的爆发期，建立有效的传媒危机处理体系。这部分主要是讨论如何通过科学策划和控制实施的信息传播，有效地影响社会公众的认知、思维、情感和态度，进而影响其对处于危机中的企业组织的行为反应，实现淡化危机或化危为机的目的。由于信息的有效传播是主方、客方、信息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互动结果。因此，在危机爆发期进行传媒管理也应从这三个环节入手:对公关的直接受众——传媒的把握、对信息内容的把关、对传播渠道（媒介）的选择。因此，本文具体论述了“危机中把握传媒把关人的‘心理暗箱’”、“危机中的传媒信息管理”、“危机中恰当选择传播媒介和渠道”三个大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以国内著名软件公司金山公司的“蓝色安全革命”市场活动为个案，讨论了一类特殊的危机——企业“自谋的危机”，即利益集团为新闻媒介报道而专门设计出来的，具有冒犯性的、令人震惊的或者有争议的，即以危机的形式表现的事件，以达到宣传的目的。笔者将其称为“危机性媒介事件”。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益集团主动谋划，以危机事件的形式，达到媒介聚焦扩大影响的目的。二是利益集团在危机爆发前就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媒介沟通，使危机悬而未发却达到了宣传的效果。危机性媒介事件是危机化“危”为“机”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同时，在对个案进行解析的过程中，笔者突出强调了筹划危机性媒介事件时，企业公关伦理道德的极端重要性，以期使企业与大众传媒能够在伦理道德的框架内理性地互动与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