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算法、数据、信息是数字经济的三大资源,对体现个人信息权利的信息资源进行利用是时代所需。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作为互联网与信息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成为信息资源利用的重要载体。App是连接普通公民个人信息与网络价值实现的桥梁,App运营企业通过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方式,快速整合个人信息形成大数据,依靠大数据匹配不同用户的需求,从而实现数据价值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利益诱导以及私领域治理不足的情况下,App运营企业采取了强制授权、过度索权等违法违规手段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造成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侵害和网络数据流通环境的失序,既引发了个人信息的泄漏和贩卖、公民生活的骚扰和推销、诈骗犯罪行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又阻碍了信息经济的有序发展。因此,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整治行动,对App运营企业利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范。由于行政法相对于刑法和民法等部门法等众多规范措施当中,具有高效及时和主动直接等特点,因而行政法介入规制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备受关注。但是纵观目前行政法规制的措施当中,可以发现行政法规制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仍遵循着传统的规制路径,行政法规制所追求的保护个人信息模式,与目前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平衡的价值需求不相适应。以行政处罚为依托的规制方式,未能满足精细化规制的限度要求。在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利益与信息开发利益关系上,行政法规制未能妥善安排各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导致了行政法治理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难以实现应有的效果。因此本文从问题角度出发,立足于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基本理论,阐明行政法规制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平衡关系理论,同时分析我国目前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政法规制现状及其问题。最后结合国外在个人信息保护上的优势经验,为我国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政法规制的完善提出多种建议,在立法上提出完备意见,在执法配套机制上以及行业协同管理方面也提供了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