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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目的:在我国,恶性肿瘤中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仍居高不下,且诊断时晚期患者占据了确诊病例的绝大多数,高死亡率和早期诊断率的低下,这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作为肺癌的常见的病理组织学亚型之一,占据了肺癌诊断病例的大部分;目前研究提示:脑、骨、肝是晚期肺癌的常见的转移部位,分别占22%、15%、9%,然而,在目前的大数据临床病例分析显示: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相对于脑、骨、肾上腺等远处脏器转移,合并肝转移的患者预后最差,其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仅为3-6月;长久以来,对于无驱动基因突变的晚期NSCLC,化学毒性药物及放射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但其存在反应率低、毒副反应大等缺陷;以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里程碑式进展,包括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 protein1,PD-1）抗体、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抗体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 associated protein4,CTLA-4）单抗在内的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它们的相继上市,改变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医治手段的格局,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联合化疗是目前驱动基因阴性晚期NSCLC的标准治疗方案,然而,我们在临床观察中发现,在诊断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且接受了一线或二线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医治的患者中,相对其他部位远处转移,如脑、骨转移等,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NSCLC患者对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的疗效往往难以达到理想中的水平,且大多数患者迅速出现肿瘤进展而死亡;然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目前尚无有效的生物标志物能够预测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的疗效及预后,因此,在临床上寻找简便、有效的生物标志物在指导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预后评价具有重大的意义。炎症、细胞免疫和肿瘤产生、转移等进展过程密切相干,而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代表着系统性炎症水平,各T淋巴细胞亚型和细胞免疫关系密切;因此,本研究通过对56例驱动基因阴性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探讨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的疗效和预后与医治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和CD4+T淋巴细胞水平的联系性,为评估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的治疗疗效及预后监测提供简便、有效的临床证据。研究方法:在本研究中,我们收集了2019年1月-2021年7月于南昌大学附属赣州医院肿瘤科和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临床病理诊断为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接受了一线或二线的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治疗,这些资料包括患者治疗前2周内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水平以及是否为二线治疗、年龄、TNM分期、性别、PS评分、吸烟史、病理类型、分化程度;建立随访体系表;本研究通过21天一次的住院或门诊随访及7天1次的电话随访进行随访,记录患者的疗效评价结果、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研究结果:治疗前NLR和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和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检查位点抑制剂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明显相关;应用Kaplan-Meier法对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进行单因素分析,我们得出影响肝脏转移患者PFS的危险因素为:低分化程度、高NLR、低CD4+T淋巴细胞、高LDH;影响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OS的危险因素为低分化程度、低CD4+T淋巴细胞、高NLR;采用对这些单因素分析获取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得出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为:高NLR、低CD4+T淋巴细胞;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为高NLR、低分化程度。结论:1.治疗前高NLR和低CD4+T淋巴细胞与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NSCLC患者较差的预后相关。2.治疗前高NLR、低分化程度、低CD4+T淋巴细胞是影响患者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3.治疗前低NLR和高CD4+T淋巴细胞与合并肝脏转移的晚期NSCLC患者接受免疫治疗较好的ORR和较高的IRAE事件发生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