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推进我国乡村地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改革意义重大。通过对制度激励与物品属性的研究，可以揭示出这一问题上供给失灵的根源，从而发现乡村地区“单中心”的公共服务科层供给体制是形成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 解决的出路，是使得在中国乡村地区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这种新的治理机制要求：(1)增加自主治理的初始可能性；(2)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3)增强在没有外部某种协助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物品提供的能力。作为一种回应，构建“多中心”的治理体系，成为了解决当前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作为自主自治的理性规则，自发秩序理论使“多中心”治理成为一个发现知识，并进而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契约机制，则把乡村地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看作交易过程，并以契约构成了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这一切都推进了“多中心”治理的治道变革。治道变革的过程中，还需要良好的社会资本来提高人际信任程度，减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面对当前日益“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必须依托对不同乡村行动能力的考量，来对乡村社会资本进行培育。 总之，鼓励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民间力量得到增强，有利于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民主的、法制的、公平公正的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的建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层体系向“多中心”治理转变，支撑乡镇“官本位”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后，预示的将是一个“民本位”的乡村社会最终开始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