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日本在东亚区域环境外交中供给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根源、目的、供给手段和主体等内容，并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日本对不同类型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和目的，也总结出了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制度化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　　以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标志，环境问题进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此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在全球环境治理活动中，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越来越显示出其结构性的缺陷。国际社会的自助状态、由霸权国家供给并逐步被“私物化”的国际公共产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谁该为环境问题付更大责任的争执等等，这些问题都使得全球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一个特征就是区域主义再次兴起，并因其有别于欧洲一体化特点的东亚和北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兴起，以及这一次区域主义是基于区域内部发展，不但在政治、安全、经济方面合作，也在文化、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参与主体也不仅仅是国家主体，企业和市民社会也成为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而被称为“新区域主义”。在全球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时，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一种补充，也是区域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正是新区域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以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为视角，论述了在东亚区域环境安全日益受到威胁的状态下，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尤其是日本作为国际环境外交大国在东亚的环境外交中如何供给区域环境公共产品。　　二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取得经济发展并成为东亚唯一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日本也遭受了环境危机，一度被称为“污染列岛”。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政策，并在70-80年代就取得了环境治理良好的效果，在环境技术、环保产品和科学研究上都保持世界领先的水平。另一方面，日本从80年代起提出了力争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努力为国际社会发挥自身的贡献。然而日本的政治大国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其所谓的“国际贡献”也总是由于历史的记忆而被国际社会质疑。90年代环境外交的兴起使日本意识到供给国际环境公共产品是日本争取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一个新的途径。由于环境具有区域的系统性，且东亚一直是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诉求的重要区域，因此力争成为供给东亚环境公共产品的主导国也就成为日本的重要目标。　　东亚国家从50年代的日本开始，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和中国的经济先后取得了高速发展，逐步走向了工业化的进程。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空气污染、海洋污染、水土流失和森林退化等环境问题突出。90年代起，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背景下，东亚各国也都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区域环境治理所需要的环境公共产品也纷纷出现。日本作为国际环境大国，又是开展环境外交较早的国家，在东亚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日本在东亚供给区域公共产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在环境机制创新上的主导和推动作用。②提供环境ODA，且把东亚作为重点援助区域。③推动建立区域环境认知共同体。④日本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中发挥重要的供给作用。　　本文以东亚三种区域环境公共产品，即“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和“东盟环境治理机制”作为案例分析，详细论述了日本在酸雨治理、海洋污染和森林退化这三种不同类型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作用。从论述中可以看出，日本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利益出发，对不同类型的区域环境公共产品，其供给的方法、主体和目的也完全不同。总之，日本在东亚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主导作用，加之东亚邻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供给的意愿和能力。这也是相比起欧洲和北美而言，东亚环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本文还论述了日本在推动东亚共同体过程中碰到的障碍，并提出通过提高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制度化水平，增强区域国家的“一体感”，构建新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东亚国家可以逐步建立起东亚环境共同体，并由此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日本作为东亚环境大国有作为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主导国的条件和意愿，但是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化水平整体的提高还需要东亚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作为新兴的区域大国，又是区域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对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作用也很重要。因此本文在结论部分还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