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领袖，一篇《变法通议》宣告了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的开始；作为一位深度参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结束，他流亡日本期间早期的革命宣传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1100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史学、哲学、经济、新闻、法律等诸多方面，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他的影响，如毛泽东、梁漱溟、钱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可谓是中国近三百年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从思想史层面来考察，梁启超是戊戌维新思潮的核心人物，其思想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与康有为的“太有成见”相比，梁启超在思想上显得“太无成见”。这种被康有为批评的“流质善变”也成为梁启超本人思想上的一大特征。梁启超思想上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即以不变的爱国救国之心为始终，在不断地反思、累积、探索中调整自己思想的选择，包括他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而二者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变化又总是相表里的。是故，本文选取梁启超思想历史中变化最为激烈的一段时间，即1898——1906年为研究断限，以梁启超在此时间断限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为研究视点，围绕这些变迁的轨迹展开论证，以期探寻梁启超思想性格中多变、善变背后的深刻原因，以及屡变背后不变的精髓。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集中回顾了迄今为止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成果和主要观点，总结了研究现状的成绩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1898——1906年间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意义、目标、价值、方法和手段，作出具体规划，尽可能使题目的研究明晰化和具体化。第二章对1900年以前的梁启超的人生历程作简要回顾。一个人幼年时期形成的道德规范和成年后的人生阅历，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和范围中，由于每个独立个体之间有着微妙的个性差异，导致客观历史投射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影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深入探讨梁启超的思想理路及成因之前，将人物还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这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可以勾稽并梳理出梁启超思想形成的本源以及后期发生改变的渊源。第三章选择梁启超一生思想中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即以1898——1906年为时间断限，通过爬梳梁启超的个人经历、与师友的交往活动、著述及往来信件，并对上述资料进行时间上的梳理和逻辑上的总结，阐释这八年间梁启超的四次主要思想变化：一是在政体的选择上，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推动君主立宪到赴日后主张革命以共和，再到1903年后回归到立宪阵营；二是从“尊孔保教”思想向“尊孔不必保教”思想的转变；三是提出欲救国必先新其民的新民主张；四是在日本文明史观的影响下，于1902年提出“史学救国”的新思想。第四章主要围绕梁启超思想的上述四点主要变化，从师承、友人、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阅历四个角度分析梁启超思想理路的形成原因及思想间的内在联系：一是戊戌时期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以及1900年以后逐渐突破康有为的思想框架走向独立发展的路径；二是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身边有一批志同道合、共研学问的朋友，特别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1903年前后两次较大的思想起伏和最后的回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是梁启超在日本生活时期，正值明治维新后期，大量的启蒙思想和思潮广泛地存在于日本社会，这些思想和思潮对梁启超当时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四是1903年梁启超游美洲时，通过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了解，使他发现了中国和美国的距离，使他原本对民主、共和、革命的坚持发生了严重怀疑、动摇和转移，绝然地放弃了激进的排满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设想，重新回归到开明的君主立宪制的阵营。概言之，伟大的抱负使他一生心系国家，康有为的言传身教使他走上政途，丰富的阅历使他累积学识，友人的规劝使他认真反思，渐增的学术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第五章是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相表里的角度，分析1898——1906年间梁启超政学思想的一致性，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主导并贯穿于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化始终的内因，是其对自身所接受的学术理论的不断思考、选择、调整和扬弃的结果。他每一次思想上的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因而其学术思想的改变也必然引发其政治思想的改变，二者是因果联系，相互表里的。结语部分是对梁启超思想与中国近现代思想之关联与影响予以概括和总结，1898——1906年中，梁启超思想中的这些变化，既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状况复杂而急剧变化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在彷徨中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理论体系的产物，他怀着一颗赤诚不变的爱国之心，数十年求索于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他的思想几乎影响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