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空间是上世纪中期出现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概念,随后得到多个学科借鉴和发扬。现代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城市居民自由出入、不受限制共同使用的公用空间,以及这种空间中人们的交往交流和社会生活。随着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文化成为了包括历史城市地理学在内的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城市及社会研究领域中的公共空间出发,不仅仅将城市公共空间看作一个用于表达社会发展过程的媒介,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其上的参与、交流与传播。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城市空间中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但中国特殊的城市空间结构其实形成了独有的一套类公共空间体系。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的重要节点,其不仅处于都城从坊里型向街市型的转折点,而且其奠定了以南郊——宗庙、社稷为轴线都城空间生成典范。因此,本文借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结合近百年来对长安城研究的丰硕成果,从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相结合的视角对长安城公共空间进行分析和解读。本文选取隋唐长安城的街道、园林和寺观三种不同层面的空间的公共化进行论述,讨论都城公共空间的布局、演变和结构,进而探讨公共空间的功能和影响,力图展示不同层面公共空间系统背后的统治权威、城市传播和社会控制的相互交织,分析长安城公共空间中的仪式和象征,意象和文化以及传播与控制等功能和意义。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论。第二、三、四章为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空间公共化的建构与演替。此部分按照要素论述隋唐长安城不同层面公共空间的构建、演替以及公共活动的多彩和特征。从街道、园林和寺观不同的公共空间系统进行具体分析和展示。以国家各种祭祀礼仪仪式为主的街道公共空间活动是儒家宇宙观作为国家礼仪在公共空间上的展示,在城市建设的时候就是作为国家礼仪实施的空间和载体而存在的。在皇家曲江赐宴百官、进士游赏曲江、万民同乐曲江的层层助推之下,曲江已经远远超出了园林的性质,集聚了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社会全阶层,更具现代意义上公共化的意味,并且逐渐演变成为了长安城乃至中国古代都城中独一无二的公共空间模式。寺观公共空间成为了中国古代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在政治化主导的城市空间格局下的隐性发展的城市公共空间。寺观将民众的娱乐需求、寺观的社会需求以及国家的统治需求相结合,相互促进和交织,最终形成了长安城中具有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独特公共空间发展模式。第五、六章为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公共空间的功能与影响。此部分分别从公共空间与城市传播和公共空间与社会控制两个层次分析入手,结合公共空间的仪式、象征和符号等分析以及城市社会地理学等理论探讨长安城中三种公共空间体系的功能和社会意义,构建具有中国传统社会特色的空间社会功能,特别是“权力——空间”的分析,从社会、文化等层面展示封闭结构下长安城公共空间的社会影响。长安城的象征意义和围绕长安城形成的文化共识,就是不同的公共空间传播圈层结构中逐渐被积累和叠加起来的。围绕长安城的公共空间形成的传播体系,不仅通过空间仪式化的过程,建构着唐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也通过空间的符号化过程,建构着整个帝国的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同时通过空间的世俗化过程,维系着整个城市的社会生活发展。象征意义的仪式化公共空间和世俗化公共空间分别在社会控制体系中起到不同作用,并且随着国家权威的弱化,曲江和寺观为代表的举行民间的各种世俗化礼仪空间在国家控制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显性和隐性的社会控制模式相互交织发挥作用,共同承担着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作用。第七章为结论。通过对隋唐长安城空间公共化的研究,本文在街道的交通功能之外、在曲江的园林功能之外、在寺观的宗教功能之外,逐渐明晰了三种相互交融又相互区别的公共空间体系,即都城建设之初就确立的以街道为代表的在政治主导下的仪式化公共空间体系,科举制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曲江为代表在文化主导下的象征化公共空间体系,以及城市社会生活推动下产生的在宗教掩盖下的寺观世俗化公共空间体系。通过对长安城公共空间社会功能的研究,本文得出了街道、曲江和寺观三种不同的传播圈层结构和显性、隐性两种不同的社会控制模式。这种以长安为核心的传播圈层和社会控制的博弈和勾连、弥补和融合不仅共同演绎和建构了隋唐长安的共同体意识和精神文化符号,而且社会各阶层对长安城公共空间的认同和共识、争夺和利用,成为了城内民众打破封闭的城坊空间结构而聚集和流动的诱因,更成为上承秦汉、下启唐代之后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宗教神秘色彩和世俗化结合的庙会公共空间的缘起和基础。这不仅在建构中国古代城市特有的公共空间体系上探索了新思路,同时也为历史城市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力图构建“历史城市社会地理学”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