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分工理论、区域创新理论和协同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对区域学科与产业协同的演化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计量，解答区域学科与产业协同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存在什么现实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等问题。　　从历史演化角度看，学科与产业的协同范式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影响下经历了从“交易型”到“交互型”的变革过程。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所呈现的应用情境化、社会化参与和跨学科合作等特征促使学科与产业逐渐摒弃以往零星的、碎片化的线性交易方式，转而以注重主体间交叉互动，促进跨组织、跨部门和跨学科知识生产的多向度立体协同为主。交互式协同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区域促进知识生产、优化学科与产业结构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路径，其演化过程包括产业研发、学科创业和学科与产业融合阶段，由此产生多种协同机制和模式。　　经过历史梳理和比较分析发现，新范式下世界发达区域学科与产业协同的成功模式遵循共同的特征和前瞻性趋势，总体上围绕知识、结构、组织和布局四个维度展开，其中知识协同是核心、结构协同是基础、组织协同是保障、布局协同是关键，构成区域学科与产业的“四维协同”框架。“四维协同”的目的是创建新的协同理论与制度模式，化解学科系统与产业系统在知识特性、结构演化、组织价值和布局逻辑等方面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实现两个系统在区域内的全面协同。“四维协同”构成了区域学科与产业协同的应然性状态，也为分析我国发展落后区域在协同中存在的现实性问题搭建了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沿线四个省（区）作为研究的案例区域，发现由于历史原因，该区域各类学科与产业始终陷入“先天不足”、“后天亏欠”和“追赶乏力”的协同发展困境，不仅存在发展总体规模偏低的问题，而且缺乏高新知识技术学科与产业优势，导致区域发展“后劲不足”。运用修改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丝路带”区域内三类学科发展对三次产业增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林类学科与第一产业、理工类学科与第二产业、人文社科医类学科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相互对应的正向影响关系，但学科规模增长对产业增长的带动和促进作用较弱。同时还发现“丝路带”农林类学科规模相对过大，其余两类学科规模发展不足。　　为了深入分析和测量“丝路带”区域学科与产业的发展和协同情况。本研究以知识、结构、组织和布局为系统序参量构建指标体系，首先运用有序度计算模型测量发现，2006-2015年间，“丝路带”三大类学科与产业系统中，只有人文社科医类学科与第三产业系统的有序度水平均呈现稳定上升和同步提高的趋势。这表明该类学科与产业发展的合理化程度较高;同时，运用GIS方法分析有序度水平的空间分布发现，“丝路带”内部已经形成了以甘肃省为核心的学科优势区域和以新疆自治区为核心的产业优势区域。基于有序度水平的计算结果，运用双系统协同度模型进行度量，结果显示“丝路带”三大类学科与产业系统的协同度水平始终处于整体偏低趋势。但其中人文社科医类学科与第三产业的协同情况相对较好，有利于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分析还表明，知识协同、结构协同和组织协同在两系统间的整体协同中具有重要影响，而布局因素对系统协同的影响出现明显的衰减效应。空间分析表明，农林类学科与第一产业在新疆自治区的协同度处于 “高”水平，在该区域具有发展优势;人文社科类学科与第三产业协同度水平的在“丝路带”内部的空间分布较为均衡，且在大部分省(区)的协同情况处于“较高”水平，可以作为“丝路带”整体的重点发展领域;理工类学科与第二产业的协同度水平整体偏“低”，不具有发展优势和潜力。　　在类似“丝路带”这样的发展落后区域，学科与产业的发展和协同度均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资源、地理和人口等区域本身特征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受制于制度环境演变的影响。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导向、市场式微和依附性自主的三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和冲突，导致区域学科与产业的协同发展陷入困境。因此，应该构建以学科与产业为协同主体，以完善法制、规划管理、投入保障和互通互联为协同路径，以知识协同、结构协同、组织协同和布局协同为协同维度，以实现区域学科与产业协同创新为协同目标，通过目标反馈机制，形成“正累积动态循环”的“四位一体”全面协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