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之后的全球化、信息化、商业化浪潮中,纪录片作为公共话语中的一种媒介形式和视觉语言面临着身份上的重新定位和对于自身价值传统的梳理与总结；而同样在视觉文化和网络新技术迅速扩张的喧哗中,“理想主义”也正在遭遇娱乐化、多元化、碎片化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现实困境。有趣的是,在梳理诸多纪录片导演作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从诞生之日起,纪录片就和“理想主义”有着深刻的不解之缘。从导演弗拉哈迪到小川绅介的作品,建基于理性主义之上的“理想主义”及其变体贯穿于纪录片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与影像技术和视觉语言“粘附”的哲学立场和政治话语而存在。本文将首先简单梳理视觉文化对我们当下生活世界的渗透、侵入与包围,再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开始,思考纪录片作为一种探索真相和真理方式的可能性。然后,借助对于纪录片导演作品的分析,探讨纪录片这种媒体形式自身的精神特质和“理想主义”传统。在面对“霸权独白”和“无责漫谈”的双重藩篱的时候,纪录片该如何介入公共话语,提供批判性的知识?在新技术新媒体逐步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并进而统治世界的时候,在“视觉阅读”成为人们主要获得资讯方式的时候,纪录片工作者能否在一个由消费性画面所构筑的人类精神领域里,承担起观察者和批判者的角色,并且提供一种“认识论”的新维度?而理想主义是否应为纪录片的现实政治批判提供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