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流弊仍存在，不少经济实体由于目标短视，为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造成我国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人地矛盾突出的局面。康菲漏油事件等破坏环境公共利益的案件频出，权利受害者的权利救济却时常不能实现。在我国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也实现了一定进步，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层出不穷，其中，顺应环境保护需要而设立的环保NGO一方面是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们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环保NGO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整体来说在这方面涉足并不深刻。2012年，《民事诉讼法》行破冰之举，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能够提起针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诉讼，这给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开了一扇“窗”。但这扇“窗”还不够“几净”，相关法条在表述方面存在诸多模糊之处。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使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件更加明晰起来，但能符合条件的环保NGO又被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总之，我国环保NGO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道路上还需要很多努力，这种努力不仅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环保NGO本身。本文以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探究为出发点，在对基础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相关概念、理论依据等）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域外的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德国环境团体诉讼制度、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些做法对我国的启示。然后将目光定格在我国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困境及进路研究上，对我国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了全面研究。文章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具体展开：第一部分主要就环保NGO及环境公益诉讼相关问题进行了概述，内容涉及概念、内容、特征等，对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等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进行了环环相扣的解剖，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贡献上，对于环保NGO自身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域外的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德国环境团体诉讼制度、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发展历程展示，三个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都各具特色，有关起诉资格的规定也不断发生变化，除去刺激手段外，也采取了相应的限制起诉措施，这种诉讼主体参与资格的“放”和“缩”对我国构建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保障有很多启示。第三部分立足国内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来源方面分析了环保NGO施展其积极作用的困境，其中包括起诉资格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受双重管理体制制约、费用高昂、环保NGO自身筹资能力有限、专业性欠缺、参与国际事务能力弱等。第四部分衔接第三部分，针对我国环保NGO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有针对性意义的对策和建议，对未来环保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保障作了展望。发挥我国环保NGO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作用，是“依法治国”方略得以实施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