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助“汉文化整体研究”以及传播学、文本学理论,利用朝鲜李朝实录与朝鲜文集等史料,叙述了《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接受的相关史实,并探讨两书作为历史文本在“事、文、义”方面表现出来的力量。魏晋时期,《史记》《汉书》开始向朝鲜半岛传播,以官方赐予为主,民间书籍交流也是一种补充方式。不过,中国历代王朝存在的史书“不宜在诸侯王”的观念,限制了《史记》《汉书》在域外的传播。尽管如此,在高丽、朝鲜时代,《史记》《汉书》还是得到了官方的提倡与印行,为经筵读史和以史为鉴提供了文本。早在高丽时期,就出现了以宋本为底本的雕版印刷的《史记》《汉书》。朝鲜时代则存在庚子字本、甲寅字本、显宗实录字本等金属活字印本。其中庚子字本和甲寅字本分别以元代彭寅翁本《史记》、大德九年(1305年)本《汉书》为底本,显宗实录字本则以明代《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为底本。但是,朝鲜君臣出于“不过文章家类”的论断,删掉了朝鲜本史汉《评林》的上栏评语。可见,《史记》《汉书》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在被接受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历史文本。从朝鲜时代书目著录的《史记》《汉书》版本来看,以朝鲜本为主,中国本只占少数。朝鲜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各种表现,与当时的程朱理学和古文风气有着密切关系。《史记》《汉书》与儒家经典、程朱理学、《通鉴》、《纲目》等均作为经筵召对时和讲读书籍,不仅为了以史为鉴,还在于阐明义理,使经史互相发明。高丽时代的《三国史记》和朝鲜时代的《高丽史》受《史记》等纪传体正史的影响,表现在确立本国正史,显示正统,体现民族与国家意识等方面。朝鲜文人认为史汉文章“记事有法”,所以选择部分篇目,编为选本,作为常备书籍,读至千遍,并主张“文理兼通”。儿童学习文章写作时,也以史汉选本作为教材。而且,《史记》《汉书》在作为“美丽文章”的同时,还是记载史实的历史文本,因而在朝鲜时代科举考试和政治生活中,其史实也往往被作为经典事例引用,以此来借鉴两汉的文风与治道。朝鲜时代书目中著录的大量史汉选本,其产生的原因与朝鲜时代书籍的缺乏、抄书现象的普遍有关,更直接受到当时的古文风气,推崇两汉治道,以及《史记》《汉书》所载“历史故事”等方面的影响。《古文真宝》《文章正宗》等中国古文选本,以及明代古文秦汉派及其著作成为朝鲜时代史汉选本的思想与文本来源。这些史汉选本为朝鲜时代人士的读史、求治、古文写作提供了范本,并成为日常必备书籍。朝鲜文人通过对史汉选本风格和水平的评论,提出“文主于理”的观点。可见,这些书籍并不能作为《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存在方式,而仅是朝鲜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重要表现之一。朝鲜文人在接受《史记》《汉书》文章与史实的同时,也对其进行评论,主要表现在史汉文章论与史论散文两方面,而涉及史学研究及考订的情况较少。一方面,朝鲜文人肯定《史记》《汉书》文章在叙事方面的成就,并认为《汉书》逊于《史记》;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史汉体例与书法不符合义理的方面提出了批评。朝鲜文人对于《史记》《汉书》中史实的评论(史论、史论散文),受程朱理学及宋儒史论散文的影响,呈现出“理学化”的特点,成为表达儒者历史观与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种方式,将义理的“普遍性”通过史实的“特殊性”进行表达和强化,因而与史学的关系比较疏远。不过,出于文理兼通与格物致知的需求,朝鲜文人对《史记》《汉书》仍有一些考证与注解,校订了一些文本的错误,但相关成果比较分散,且多以事理进行推断,较少利用考据方法的进行研究。从朝鲜时代将史汉《评林》的上栏评语删去以及史汉选本多抄录原文来看,朝鲜文人更加重视“原典”。他们对史汉文本句读、字音、字义、注解的相关成果,更多为了学习文章写作的需要。至于黄胤锡的《前汉书律历志解》与丁若镛的《班固艺文志论》,则是为了研究“三统历”和易学,虽然涉及对相关文本的校订,但不属于史学研究。不过,这些成果对于我们阅读《史记》《汉书》,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所以,我们对于两书在朝鲜时代传播与接受的评价,仍需要更为具体地分析。《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接受与当时历史、文化、思想、文学等领域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史记》《汉书》文本在正统文学与义理史学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力量,并不具有惟一性,而是与其他典籍共同作用,从而显示了两书作为历史文本的共性与个性。这些属性有时摆脱了《史记》《汉书》作为中国纪传体史书的标签,而更多被视为具有文章和叙事两方面价值的历史文本,展示出独特的力量。这一点或许是现代学者对《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表现关注不够的重要原因。同时,从汉文化圈范围来说,日本有关《史记》《汉书》的版本以及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也显示出同一种文本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存在的不同表现。这或许可以为东亚诸国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