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始于部分穆斯林学者对《古兰经》部分章节及颂圣诗《天方诗经》的翻译,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纵观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史,在特定时期翻译政策影响下,在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呈现出不同的表征,译者的翻译选择与各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翻译政策保持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契合。本论文从多元系统论出发,视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为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将阿拉伯文学汉译实践的主体一—译者——置于不同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探究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影响之下所呈现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本论文的写作总体上是以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肇始以来各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语境与翻译政策的演变为线索的。本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的简要历史梳理,将阿拉伯文学汉译在中国的历史分为发轫期(17～19世纪)、活跃期(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后期)、第二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和稳定期(20世纪90年代初～今)五个阶段,分阶段对阿拉伯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了历史梳理。第二至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按历时顺序排列。第二章主要研究清末民初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表征,对意识形态、诗学规范和翻译主体间的译者行为进行了考察。清末民初,译者对《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关注并非源自其对阿拉伯文学的自觉关注,而是译者译介西学、引进西方思想的热情所产生的副效应。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一时期译者对域外小说的解读往往带着“开启民智”的意识形态诉求。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清末民初的译者在翻译《一千零一夜》故事时大多选用“意译”策略,相对于源语文本而言,译者的主体性在译作文本中较为凸显。译者以“归化”的方式在翻译中进行有意的增与删,以期符合中国传统文学的诗学规范和主流价值观念;在译本序跋中,译者往往强调所译作品的社会教化作用,引导读者的价值观念。这种文本层面的“趋同”实际上与译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求异”是一致的。译者文本层面所表现出对传统诗学规范的“趋同”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求异”一种的手段。第三章主要研究“五四”后至建国前文学研究会和回族留埃学生群体中出现的阿拉伯文学译者及其主体性表征。“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在文学研究会所提出的“为人生的艺术”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在“白话”取代“文言”作为主流诗学形态的背景中,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在体裁、内容、时代和翻译风格方面均已取得了一定进展,萌发了新的发展生机。相对于晚清而言,在“五四”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更加关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而不是其中的诗学价值。因此,这一时期,包括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在内的文学翻译活动都具有上述特点,致使译者大都自觉追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从改造社会这一目的出发选择翻译那些切合当时国情的文学作品。这一倾向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末。第四章主要讨论新中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特征。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间,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得到空前发展,其所涉及的国别范围迅速扩大,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也急剧增加。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政治标准第一”为原则的翻译政策导致译介作品的主题类型呈现出单一化、集中化的特点,译作几乎全部都是与“十七年”间的时代氛围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作品。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偏离了文学本身的轨道,呈现出过度政治化而非彰显文学性的特征。文革后十年中,译者的阶级身份意识得到空前强化,译者个体必须诉诸集体,在集体翻译中获取有限的话语空间。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逐渐消匿在群体中。第五章着眼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多元开放的环境下译者选择的变化。新时期开放多元的社会历史语境为阿拉伯文学汉译事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将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推向了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大氛围中,译者的翻译选择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却也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或自觉或无奈地通过改译、删节或增补等策略迎合读者喜好与出版社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