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准”的追求使得技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不断被强调,技术治理的限度也应当被思考。本文以安徽省一个省级贫困县为田野分析样本,深描该县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中的技术运用,并解析其精准扶贫运作机制的技术局限性,进而探究技术治理的限度。基于G市精准扶贫运用机制分析发现:精准识别中的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中信息技术的运用;精准帮扶中的“菜单式”扶贫是精准扶贫中标准化技术的运用;以痕迹管理和技术管理为规范是精准扶贫中程序化技术的运用;精准考核中的指标化是精准扶贫中数字技术的运用。通过对精准扶贫中技术运用的考察与分析,以信息技术和标准化技术为手段的精准扶贫和精准帮扶过程中产生识别靶向虚化和“内卷化”的治理限度,其原因在于理性的测量公式无法精准测量不规则的农村社会生活,标准化的帮扶与贫困户需求存在“空集”。以痕迹管理、技术管理和指标化为手段的精准管理和精准帮扶过程中引发“异化”现象,其原因在于技术嵌入科层制结构后“被执行”。精准扶贫作为技术治理的实践样本,其所展示的治理限度本质是信息技术以及理性化的技术手段与科层制的结构、乡村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张力。这使得文章的研究集中于技术治理的限度是由治理情景和组织结构的双重影响下所导致的。社会事实的模糊性制约了以清晰化为目标的技术治理效用实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阻碍了技术治理“非人格化”的运转。技术单向嵌入组织结构时导致社会治理成本的扩张和基层双向互动目标的背离。对技术治理的限度的思考,笔者认为超越技术治理最根本的是加强政府内部系统建设和对以人“为本”的治理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