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德国汉学的变迁与汉学家群体的世代更替考察德国传教士以来各代汉学家群体的形成及其特征,并尝试对其更迭变化的历史动因进行探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述介德国传教士汉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剖析其与传教士汉学家群体形成的内在联系,并将该群体按照汉学家个体的治学路数、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等分为两类分别予以论述。15-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伴随着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海上强国的传教士们陆续来到“新大陆”传播基督教义,为保证传教工作的顺利进行,传教士们开始观察当地风物、研学当地文化。最早有目的的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来华传教士来自意大利、葡萄牙等当时的欧洲强国,而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由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亚当那修斯·寇希尔根据其他传教士描述所著的《中国图说》拉开了汉学研究的序幕。这部对中国文字、风俗、宗教、思想、建筑进行介绍并配有图片的著作在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过程中意义重大,本章着重介绍的是其文字和儒道思想两个方面的相关内容。19世纪德国国力有所增强,逐渐有传教士被派往中国,传教士汉学家群体逐渐形成。由于对华态度不同,他们的在汉学研究中的表现也存在差异,本章据此将他们分为以花之安、安保罗为代表的遵循“孔子加耶稣”传教理念的文化传教士和以郭士立、安治泰为代表的以侵略为目的的“进取型”传教士两个派别加以详细论述。第二章阐述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及20世纪20年代德国第二次“中国热”的形成及其盛况,以当时德国四大汉学中心为依托,对这个汉学家群体的总体价值作了评判,对其中个体也有较为细致的描述。从1909年到1925年,汉堡、柏林、莱比锡、法兰克福四所大学先后设立了汉学教席,分别聘请福兰阁、佛尔克、孔好古、卫礼贤四位德国汉学名家执教,加上后来的海尼士等人,构成了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群体。这些汉学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众对西方价值观产生质疑之际把中国经典及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做了德语译介,引领他们走出战后的精神迷茫期,从而引发了德国第二次“中国热”。其中福兰阁治经、佛兰克治史、孔好古研究楚辞、卫礼贤作译介,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汉学研究队伍框架,其研究成果在本章均有介绍。第三章主要论述德国第二代和第三代学院派汉学家群体特征及其界限,力图厘清德国汉学家的传承。有关二战后的汉学重建工作、三大学派的形成及研究成果、中德建交后的汉学研究方向的变化等也做了评介。德国第二代学院派汉学家与第一代之间有着明显的亲缘或师承关系,二战之后他们首先承担起了汉学重建的责任,并在个人领域内均有所建树。战争造成了德国的分裂状态,也造成了两德之间汉学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东德的莱比锡学派在叶乃度的带领下研习楚辞,在民主德国相对紧张的政治氛围下仍取得丰硕成果；西德的汉堡学派、慕尼黑学派分别由傅吾康和傅海波领军作史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涉猎。在推动汉学发展、培养汉学人才方面,西德的两个学派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中德建交后,西德派出的来华留学生回国后成为汉学研究的生力军,成为第三代学院派汉学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汉学研究中,他们分化为两个派别,一派以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家”,另一派以顾彬、施寒微为首的汉学家们,仍然保持着对现当代文学及古代文学均有研究的传统姿态。第四章概述德国汉学传播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文学作品的译介状况,并通过对以库恩为代表的被排斥在学院大墙外的译介类汉学家及其作品的介绍、影响的描述,尝试给予这个群体一个公允的评价。在德国汉学发展历程中,是有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传统的,但一般都作为研究的从属而存在,或是汉学家和汉学爱好者的兴趣之作,在库恩的小说译介出现之前,从未引起过汉学界的应有重视。库恩“编译”策略使他的中国古代小说译介大获成功,本章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此做了展示。另外,本章通过对歌德、黑塞的作品以及《灰阑记》和《大地之歌》的分析,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译介在德国文学、戏剧、音乐等方面的影响。第五章评析德国汉学家各群体形成的原因。传教士汉学家的形成原因是经济发展,国力渐强后的文化输出；第一代汉学家的形成原因是殖民需要,却在战争失败的文化低潮中焕发异彩；第二代汉学家的形成前提是二战后的汉学重建；第三代汉学家的形成原因则是中德建交、文化往来。由此可见,德国汉学家群体的形成与德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密切相关。结语部分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学者在德国汉学家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即有着独特的魅力,这也是其能够域外传播的原因,德国汉学家在研习期间,不时地被其中的内容所吸引,被其精神所征服。在德国汉学家的汉学研究过程中,有许多中国学者也在对其研究方向的引导、不明之处的讲授等方面付出了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