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于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传播,既是俄罗斯传统中国形象的延续,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本论文以佩列文、索罗金、克鲁萨诺夫等八位作家笔下涉及中国形象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分别具有哲理性、独立性、实验性等特点。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源于18世纪俄国人构建的“哲人之邦”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以库切尔斯卡娅笔下的“墨家经典”,佩列文笔下的“梦境典故”和道家学说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更深刻,引用更准确,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库切尔斯卡娅塑造的“墨家经典”是主人公精神迷茫期的“避风港”,其目的在于借“异国情调”消解当代俄罗斯人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佩列文在借鉴中国“梦境典故”时,常掺杂着对道家学说的思考。他将中国哲学思想消融于主体意识之中,并提升到美学高度,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诗意和神秘主义特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是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尤为突出的一类中国形象。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眼中,中国不再是考量西方问题的参照物,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成功引起他们注意,于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流行起“中俄联姻”的主题,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亚主义者”对中国的畅想。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中俄混血沙皇”、扎伊奇克笔下的“欧亚帝国”就属这种类型。而这类形象的产生,与近年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影响力的扩大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作家对当代中国认知的一种呈现和理解。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源于19世纪“黄祸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且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克利莫夫斯卡娅笔下诡异的“中国蓝烟”,多连科笔下“滑稽可笑”的中国道士,索罗金笔下令人担忧的“CHINA XXI”(21世纪的中国)等形象中。克利莫夫斯卡娅的中国书写,在于借中国劳工形象审视苏联社会,影射肃反运动给人民留下的恐惧与创伤。多连科笔下的“滑稽”道士,在于借中国道教讽刺普京,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索罗金笔下的中国书写,则体现出当代俄罗斯人在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羡嫉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