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唐杰出的诗人，李商隐一生创作了大量思深意远，怀致缠绵，朦胧婉转的诗歌。在诗中，他把中国神话“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自觉地融合到自己的诗作中，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艺术境界。李商隐诗歌创作之于中国神话，往往不同于李白与李贺，他较少直接以神话故事传说为创作题材，而是在咏史、咏物、写实、纪事、赠别、书怀、无题诗中巧妙地运用中国神话传说的典故。 神话作为原始民族对于世界的象征性把握方式，它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感性生命全然释放的倾向，另一方面它的想象具有上天入地、狂放不羁的性质。神话的这种特性被儒家本能地排斥，却被李商隐本能地吸收，并作为构拟他诗歌世界的框架的组成部分。这样，在对神话的重新激活中，李商隐把他的文学血脉与更为原始也更为有力的神话传说接续起来。这些神话传说是仙界与现实、历史与现在的替换，使其爱情诗中的总体时空构架具有了虚拟性，也使得诗中女性形象穿越了时间的隧道，脱离了沉重的现实环境，飞升飘浮于远古虚幻的时空中而获得了情感表现的自由度，而同时也获得了超自然的神性。 李商隐诗歌神话题材中既有天上系列的嫦娥、星娥，也有人间系列的西王母、麻姑和巫山神女、杜兰香等，还有水中系列的湘妃、宓妃。通过对这三种类型的女性神话人物的描写，抒发了诗人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寄寓了诗人的理想与爱情。李商隐在他诗歌的神话世界里，尽情地邀游，玉宇紫殿、龙宫蓬莱可以去得，赤松、广成、萼绿华、杜兰香可以友从，仿佛他本人也成了神仙队里的一员。在这个自由的仙境里，李商隐体验、描绘出人间最缠绵缱绻的爱情，最美丽动人的青春，他甚至随心所欲地化为草木虫鱼，领略着它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时而钻入蝴蝶和鸣蝉的躯壳，又时而化为杨柳和牡丹的精魂……。总之，李商隐在自己诗歌的神话世界里可以摆脱一切现实的束缚、限制，超越身心所受的巨大困厄，获得了无往不在，无时不存的自由。 李商隐的爱情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一般的爱情诗，涉及到其生活中某段情事；一类是写给妻子的忆内诗与悼亡诗。无论哪一类，都建立在真挚而平等的感情基础之上，这在男权社会中是不多见的。这两类爱情诗也表现了李商隐爱情的两面性，一面是用情之专与用情之深，那些忆内、悼亡诗体现出的对妻子情感的深挚令人感动。而另一面则是用情的广和深，固然有一些爱情诗并非针对自身情事，但其自身毕竟留下了不少雪泥鸿爪的爱情记录。而且李商隐把对爱情的体验和感悟扩展为对政治，文化乃至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把握，由此获得了一种对世界重新把握和解释的深层结构。 而与李商隐爱情诗中女性形象神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咏史诗、政治诗中女性形象的尤物化。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男权思想影响下，李商隐女性观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