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贿赂犯罪的“一对一”对合犯罪、隐秘性强的特点，我国形成了“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办案格局，而我国《刑法》第390条第二款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是这一策略形成最为直接的立法依据。除此之外，由于权力寻租导致的公权力腐败，致使社会大众舆论对重权在握的领导干部受贿者的惩治呼声愈发高涨。随着司法实务的不断普及，“绝对正义”与“相对正义”理念的转换也为这一司法策略的形成提供了文化保障。尽管“轻办行贿”这一办案方式在我国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侦办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中，难免产生一些问题：《刑法》第390条的规定与总则、以及诸多其他相关规定的关系复杂，对行贿人揭发对合受贿的性质认定也存在诸多争议。致使在侦办贿赂犯罪的实践中，侦办机关在给予政策承诺时往往缺乏可靠的法律依据，且违背了只有法院才拥有豁免权的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加之，承诺缺乏可靠的保障，往往使得《刑法》第390条处于尴尬境地。行贿人作证交易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多次运用，但我国仍需要明确建立行贿人的作证交易制度，以化解和规范办案机关在侦办我国贿赂犯罪中所遇到的种种窘境。适用行贿人作证交易不仅是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是现实侦查条件中较为经济的选择，更是符合我国刑诉法和刑法的立法精神，符合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在详细分析了《刑法》第390条第二款与刑法总则之间，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诸多法条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行贿人揭发对合受贿罪的法律性质在个法律规定下呈现出多种性质认定，各种说法均存在一定的漏洞，这也是《刑法》第390条第二款在司法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的关键。对此，应着力利用司法实务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行贿人的“污点证人”地位由事实进入规范，弥合对行贿人司法处理方面司法实务与法律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建立我国的行贿人作证交易制度，需要参考和借鉴国外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相结合。鉴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状况，对于污点证人的豁免应采取刑事责任豁免的方式，证据使用豁免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对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适用案件的范围方面不宜有限制，应将污点证人的豁免权赋予法官和检察官，由他们根据案件和犯罪行为人的综合情况裁量决定。为避免豁免权的滥用，可以通过限制裁量权和设立相关配套监督机制来加以控制。在程序设置方面，参考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组合的协商机制、以及检察院不起诉权能两种方式相结合，确立起由法院和检察院共同行使的豁免权赋予机制，是在保持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和司法机关组织机构不变的情况下，最具有可行性的行贿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程序设置方式。存在即合理，司法实务与法律规范之间应该存在良性互动，使得行贿人的“污点证人”地位逐步由事实阶段进入规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