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批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在以往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意识形态的内涵、批判的所指和归宿都不尽相同。20世纪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载体——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该观点在知识界、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德里达则适时地“拥抱”马克思,把意识形态本身理解为形而上学,从而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意义上批判意识形态。德里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有如此乐观情绪,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几千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传统的影响,他指出如此意识形态结构是一种“误解”。但是,康德以来的哲学家都只是从思想上反对它,并没有动摇结构本身。德里达通过“延异”、“踪迹”、“增补”等解构策略颠覆了语言与文字等传统二元对立关系,从而使形而上学成为了一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幽灵”这一术语精辟地表达出他在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后,所要建构的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不可能的可能”的理论。德里达在解构传统文本的过程中一直避免中心式、概念式、本体式的阐述,但最终却建立起作为本体的“幽灵”,从而使一切事物都无法逃脱“幽灵”的宿命。“幽灵”就是解构主义的态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使西方传统哲学不得不重新反思自身,他将现实性永远“延异”在降临的路上,剥夺了其确定性。但是,它始终没有逃离“形式的批判”,因而缺乏了“人”的主体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