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以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命题，建立起了一个博大而精深的“心学”体系。在深化了儒学的心性学说和人本思想的同时，不仅丰富了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而且对明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明代中晚期学术思想的中流砥柱。　　在王阳明心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短短的四句话虽然字数不多，却内涵丰富。其一，“无善无恶”论，将“心”也即“理”预设为本善、纯净的，这也就表明，从理论上来说，有善有恶并不是心灵的本体，而是意念发动后而产生的，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可以为世俗道德所判断的伦理，真正的良知是意念发动之前的那个澄澈透明的境界，这就强调了心体对世俗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善恶的超越性，将道德主体心中的善恶、实际存在的是非归纳在世俗道德范畴中，接受世俗伦理标准的检验;其二，“有善有恶”论，这个心灵如果本身是无善无恶的话，那么它怎么会有善恶两端，如果说作为本体的“心”由于“意”之动而兼有善恶的话，那么它又如何确保“善”端能够战胜“恶”端而尽显“善”性？在道德主体所面对的世俗的诱惑与内在的情欲面前，如何使心灵趋向“良知”？基于这样的疑问，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就从“心即理”的预设中引出另一种思路，即“心是有善无恶之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就把心意知物一概说成是有“善”无“恶”的，先验地赋予“良知”全部的合理性。　　王阳明去世以后，阳明后学在对“良知”这一具有先验性的道德本源的理解上，产生了分歧，不同阳明学者之间出现了分化。其中以良知现成观、良知归寂观和良知修证观较为具有代表性。良知现成观认为，良知是现成的、不假思索的，为人心先天本有、不假外求，其本质在于强调良知作为道德本体的先天性。良知归寂观认为，心之体本寂，非“现成可得”，回归良知本体，必须经过“致知”的过程。而良知修证观则较为强调对良知本体的“修”。然而，不论何种观点，在阳明后学那里，“良知”依然是作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道德形上学意义的概念而存在，承担着道德判断和道德认知的职能。　　在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看来，“格物致知”和致良知，是一种从道德主体内部，通过工夫实践对良知进行体认的道德修养活动，其目的就在于去恶从善，为成圣成贤奠定基础。无论是修身养性，还是反思克己、革除私欲、回归纯良人性，都是王阳明和阳明后学道德实现的基本途径。特别是其知善修德、知恶控欲的一系列的道德修养工夫，都充分强调了人——这一道德主体在道德实现过程中的自觉意识。也正是从这一层面来说，无论是王阳明还是阳明后学，都在努力地摆脱程朱理学之“理”高高在上的外在监督，力图把道德主体从“理”的强制桎梏之下解放出来，重新指向人心，从而把道德修养活动的掌控权还给道德主体自身。　　在王阳明和阳明后学那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是建立在对至善良知的遵从的基础上的。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从真吾之所好，也即从天理之所好。如果说王阳明还在追求外王、力图建功立业、小心翼翼地坚守着儒家最后的道德防线的话，那么到了阳明后学那里，由于社会大背景的原因，更多的儒家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道德修养上。无论是良知现成派的不为名教所羁络、率性而行的狂者气象，良知归寂派与物浑然一体、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亦或是良知修证派保持本心之良，从而达到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境界，都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人生感悟，孜孜追求着独属于自己的人格理想的表现。　　对于王阳明来说，那是一个政治形势非常严峻的时代，封建统治腐败，宦官把朝，贤人献策无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出于古代思想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也基于自身的亲身感受，王阳明非常关心立政的问题，对政治的洞察力和敏锐力也非同一般。他主张为政以德，任贤使能，并梦想着大同社会的最终实现。然而，到了阳明后学时代，明代的社会统治已经处于极度腐败之际。良知现成派主张的国本民末思想、良知归寂派主张的明德天下思想以及良知修证派所津津乐道的治政有道，都是阳明后学的学者们立足于中晚明时期社会政治的流弊所引起的思考。　　在阳明后学学者们的积极呼吁与奔走之下，晚明社会的思想史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为后代不得不驻足观看和体味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奢靡之风盛行、道德主体价值观突变、功利主义思潮泛滥以及足以证明社会进步的时尚的出现，无疑都表明，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元素的道德主体和社会整体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并不是无意而为，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发展之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在道德主体的思想领域中的真实反映。　　阳明后学的伦理思想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特别是对中国思想史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巨大冲击，对道德主体之个体生命存在的肯定与张扬，道德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不仅为明末清初人性的解放提前挥舞了大旗，而且成为明末清初思想解放的重要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