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紧跟西方的现代化步伐,中国自然不能孤立于这一进程。因此,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直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便是：如何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在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公共管理学研究也是如此。伴随着我国政府改革的深化,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并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然而,从整体水平上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30余年的公共管理研究过程,多是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引证与回应,致使我国的公共管理缺乏有效的本地化研究,陷入西方公共管理理论隐形框架的约束,学科研究非规范化,研究方法非科学化,实践指向性弱,陷入一系列研究困境。首先,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西化”误区,造成公共管理实践中的无为。再次,热衷追求西方公共管理的时尚理念,缺少必要的反思与争论,偏离学科研究方向。最终陷入脱离本土实践,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尴尬境地。每种理论既有适合生长的时间和土壤,也有其优势和弊端。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落后,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在理论借鉴过程中缺乏对西方理论适用性的深入思考,忽略了其自身的理论缺陷及有限性,将具有“特殊意义”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做为“普世性”原则加套用于中国本土实践。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研究的源泉,中国公共管理学应当扎根于国内公共管理实践。因此本文通过对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动因、指导思想、发展历史演变和实际效果的系统梳理、研究,全面了解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价值和局限,在此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经验,并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方面分析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的因素,目的将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从混乱和狭隘经验主义中解救出来,实现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的理论突破,争取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而且有利于增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进而提高我国公共管理创新的成功率和有效性。总之,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必须在厘清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学科适应性条件约束的基础上,克服现有研究方法思维局限,研究中国实践,提炼中国公共管理经验,创新中国公共管理思想,从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家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