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事后救济性,即检察院只能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后才能对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种事后救济性体现在当前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也体现在行政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在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呈现事后救济性的前提下,对公共利益进行事前救济的手段较为缺乏。多数公共利益具有难以通过事后救济进行弥补的特征,且多数公共利益都涉及到不特定主体的利益,公共利益受损的后果较为严重。当前具备事后救济性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难以达到全面救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须通过建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来对公共利益进行救济。从而在违法行为尚未造成损害事实时,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达到阻止公共利益受到实际侵害的目的,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总体而言,预防性行政诉讼一种事前的权利保护机制,它对行政诉讼是事后权利救济机制的观念构成挑战。当前,以行政诉讼只能进行事后救济来理解行政诉讼的观念仍极具影响力,但不管在学说上还是实务中其都已不再是没有例外的原则。除此以外,当前也有诸多理论支持构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可以满足法律实践中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需要,主要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给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供了更多的权利救济手段,使得权利救济手段的漏洞减少。另一方面构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体系,对我国的法律体系完善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构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时,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制度设计进行完善。一方面是实体制度设计,其主要内容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适用条件,也即何种情况下,才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事前救济。何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不能进行事前救济。另一方面是程序制度设计,其内容主要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具体程序。通过对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具体制度的探索。以期达到全面保护公共利益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