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感性常常与外在、直观、感觉、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作为理性的附庸。即使如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试图将感性上升到一门科学,也并不是如感性的本来面目来揭示感性,而是对感性的科学客观对象的把握。传统哲学意义上所谓的“感性”是抽象化和形而上学化的结果,是依照理性内在的建构来把握感性。相反,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则极力消除这种理性意识内的感性,而是将感性表现为对外在对象的把握因此,费尔巴哈哲学的任务便在于颠倒“理性”对于“感性”的优先性,尤其当形而上学在其完成了的形式——黑格尔哲学中,理性或者自我意识的形式对现实的完全丧失,因此感性的任务便在于充实这一僵死的、虚无的理性原则,使哲学重新焕发新的活力。费尔巴哈首先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对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哲学做出的革命性批判,将实体性、历史性原则与自我意识原则相统一,从概念知识出发,黑格尔哲学便成为一个囊括一切的绝对知识的体系。如同在近代笛卡尔哲学中已然发生的一样,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和笛卡尔同样的前提：上帝作为中介是一切内在性与外在性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惟有上帝存在,我们自身以及对外部事物的知识才得以可能。因此近代形而上学的历史也就表述为神学理性化、合理化的过程。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就是有神论的真理是泛神论、泛神论的真理是思辩哲学。然而在黑格尔在完成了这一原则的同时,也终结了这一“哲学—神学”,这一过程被尼采表述为“上帝死了”。绝对精神最终被认为不是对其对象真实表达。而整个形而上学体系则无可避免的落入虚无主义之中。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必然的命运,其根基——意识的自我异化,早已隐藏在形而上学建立之初,只是当黑格尔以其丰富性完成这一原则时,其根本性的矛盾才得以显露。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与未来哲学原理是费尔巴哈全面批判黑格尔建立自己哲学立场的著作。费尔巴哈在其中十分敏锐的切中黑格尔哲学的神学基础。指出神学是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神学的基础,使得黑格尔在讨论感性时,抛弃了真正此岸世界感性的东西,而将感性纳入到理性的一般性之中。因此,费尔巴哈要颠倒形而上学,恢复感性的第一性。在这两本书中,费尔巴哈着重论述了他的感性原则。感性的首要特征在于直接性,感性是直观。感性是直截了当的与事物发生关系,而无需经过自我中介的反思。因为,这种反思的结果必然导致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获得事物对我们显现的表象。自我意识作为封闭的主体所把握的仅仅是一种表象为基础的概念、知识,而只有直观才外在于我们的事物打交道。我们无需上帝作为中介,我们自身便是认识的保证,是用“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而感性的对象是作为外在事物总和的自然。在费尔巴哈这里,“自然”不再是像在黑格尔哲学中那样作为理念的外在、消极形态。自然与理念毫无关系,自然是存在的积极本质。按照费尔巴哈的结论,在被形而上学“抛弃”了上千年后,感性获得了一次正名的机会。感性作为真正的实在,毫无疑问应当是第一性的东西。感性对理性的颠倒,不仅仅是以直观的实在性来替换理性的虚无性。相反作为直观的感性同样要求超越性的原则。不仅面对自然,在面对他人时,感性同样表现为第一原则,这就发展为“爱的宗教”,尤其表现在两性肉体上的爱上。“爱”是关于个体之间的统一性的超越性原则。而这两重化的感性直观最终的目的则在于所谓的“高卢—日耳曼原则”也就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解。和解的最终归宿则在人本学上。作为完整的人,理性和感性都是不可缺少的,费尔巴哈的目的则是在于将两者放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之上,一方面,感性是对事物真理的把握,另一方面,理性的抽象是感性的产物。然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没有真正超出形而上学的界限,其原因在于首先,费尔巴哈仅仅将感性理解为被动的、反映的原则,依然停留在意识的内在性之中,因此作为“本质的直观”的感性又不得不再一次恢复旧形而上学的原则。另一方面,其感性始终是作为“孤立个体”的感性,无论其如何鼓吹抽象的爱的原则,始终不能赋予主体社会与历史的原则。然而尽管如此,费尔巴哈哲学并非毫无意义,他为未来哲学开辟了一条感性的道路,未来哲学的发展务必要正视感性的地位,而不可能像对待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以所谓的绝对精神加以扬弃。费尔巴哈之后,他的的哲学影响了许多哲学家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其中马克思将其发展为感性对象性活动原理,施蒂纳则将个体的感性原则发展到极致。马丁·布伯则从“我和你”的关系中阐发现代犹太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