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迟延兴奋剂检测的行为受到《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3条调整,这类兴奋剂违规的构成不以出现违禁物质为必要条件。首先,紧扣国际体育仲裁院与英国国家反兴奋剂小组作出的与本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裁决书,分析了构成迟延兴奋剂检测的构成要件,研究结果显示构成要件一般由违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组成。构成迟延兴奋剂检测违规的主体通常包含运动员、相关辅助人员、体育组织,构成迟延兴奋剂检测违规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或者过失。构成迟延兴奋剂检测违规的客体,不是反兴奋剂机构作出的检测时间安排,而是更为深层的反兴奋剂秩序。构成迟延兴奋剂检测违规的客观方面,由《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3条中的“逃避、拒绝或者未完成检测”任意一种行为构成。迟延兴奋剂检测违规的构成要件是体育组织作出兴奋剂处罚的基本前提。借助案例研究与理论分析的方法,研究减轻、免除此类兴奋剂处罚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可减轻处罚的因素通常来自外部影响与内部特殊事由。其中,运动员所在国的兴奋剂规则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规定相左时,运动员按照本国的反兴奋剂规则行事,不能认为其行为构成兴奋剂违规。兴奋剂运动员因具有特殊事由而被免除处罚的逻辑是体育组织首先承认了运动员的行为构成了兴奋剂违规,处罚机构认为运动员身患疾病或者具有其他宽宥事由时,免除了对他的兴奋剂处罚。因他人的过错导致违规主体对行为的意义产生误解,是否与违规主体构成兴奋剂违规具有因果关系是运动员行使抗辩权的关键。最后,采用比较研究与规范分析的方法,针对我国运动员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3条之后如何开展权利救济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介绍了一般的权利救济路径,通常以内部申诉作为救济的起点,再扩展至第三方独立仲裁机构。此处的研究结果显示,受处罚主体对第三方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若仍不满意可以提出“修正仲裁裁决”的申请,此种权利救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对抗了仲裁“一裁终局”的效力,是值得我国运动员了解的权利救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