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长期稳定”到“长久不变”的过渡较好地平衡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依存关系,却忽略了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的条件下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激活农业生产要素向更高效的部门转移,是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使农户获得“农民”身份转变的机会,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改善个体的生计决策行为,对农户贫困状况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鉴于此,本研究采取“问题提出→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导出”的研究范式,在构建农地流转相对减贫效应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结合陇东、陇中黄土高原地区6个县区的调研数据,基于反事实理论框架对比分析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通过引入中介变量深入探索不同流转行为减贫作用机制间的差异性,设计相关减贫政策,以期为西北欠发达农村地区探求后扶贫时代减贫路径提供参考。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农地流转对农户的相对贫困状况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通过对收入相对贫困和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对比分析发现,农地流转能够在1%或5%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两种视角下农户的相对贫困状况,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当收入维度被剥夺时,相对贫困平均处理效应的变化值从匹配前的21.8%扩大到了31.2%,缓解幅度约为10%,而当农户陷入多维贫困被剥夺的情况时,处理效应的变化幅度下降为3.9%左右。表明农地流转能够较大程度上改善农户收入情况,使个体免受福利剥夺造成的贫困,但对全维度贫困的缓解能力不足。可见,对于存在根源性贫困的农户仅依靠农地流转直接产生影响的程度较小,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带来的外部性变化间接改善家庭总体贫困被剥夺情况。（2）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在不同农户群体间并不完全等效,而是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于不同流转主体而言,在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后可以观察到,农地转入在1%或5%水平下显著影响家庭在教育、健康、主观感知等个人能力维度的贫困状况,而农地转出则是更加直观的表现在对个体收入剥夺情况的缓解。其次,对于不同贫困程度的农户而言,观察分位数回归结果,在非贫困和一般贫困农户中,农地流转在1%或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而在极端贫困农户群体中这种影响作用并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贫困程度较低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弱,更容易通过农地流转获得额外收益实现资本积累,因此政府对于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引导可能激化农村社会发展呈现畸形态势,加剧个体间的贫困差距。（3）农地流转相对减贫效应的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但其作用效果只是部分的不完全的。对于不同流转行为的农户而言,农业生产效率在农地转入户中产生部分中介效应的影响程度为40.02%,而非农就业率间接缓解转出户家庭相对贫困状况的部分中介效应贡献率为20.32%。表明不同流转方式对家庭贫困缓解的影响路径具有根本差别,只有按照内在机制的作用规律引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才能保证家庭摆脱相对贫困的窘境。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要在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地制定农地流转激励政策,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户通过释放土地资源主动摆脱陷入相对贫困陷阱的可能性,提升家庭的总体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