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对源自西方的理论一直采取引进、消化、吸收，没有进行整合、创新与重构。学术的“移植性”呼唤着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当前，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有“启蒙发端型”、“概念界定型”和“理论框架构想型”三种倾向。前两种“本土化”研究基于源自西方的某些概念或论述内容，运用于本土时的有效性与真切性进行反思，认为只要能够扣紧本土化的历史文化特质，并尊重、顺应、及听从被研究者的本土性心里与行为，就能展现本土“实际”，“本土化”的含意被窄化，甚至被扭曲。第三种研究就是把学术与中国在建设中的种种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这种“本土化”方式至今一直流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倾向采用。因此，“本土化”不应只停留在使用本土概念、方法或研究题材等行而下的层面，核心任务是朝向哲学这个行而上的认知层面。本文主张：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就是在方法论、认识论两个层面，结合全球化，达到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契合性”，解构与重构并重的认知活动。本文把“起点”分为“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形成“从实践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结构。在厘清学术界存在争议的“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概念关系的基础上，从社会语境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语境之现实困境。同时通过国内学术期刊文献的评估，研究发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方法、群体、基金方面的不足，以达到具体实践层面上，对公共管理理论“研究起点”的考察。随后于抽象理论层面，提出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逻辑起点”——“本土契合性”，主张从认识论的角度建立中国行政哲学，从方法论的角度确立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分别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语境和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