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是未来全球发展的大趋势,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正在面临、且不得不面临的境况。然而,存在一个不“协调”的社会事实: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的尴尬境地,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统计,2020年,约有6%-17%的分行业被调查对象明确表示,要在未来1-2年明显减少数字化投资。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现象,更是一个制度现象。然而,截至目前,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的大量研究中,基于制度理论角度的前因研究仍十分有限,无法有效洞察企业为何不顺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本研究将从两个递进的模块展开。模块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探讨制度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响应行为,包括制度压力的影响力、影响路径、多重制度压力的相互作用的路径。基于制度理论、战略认知理论,以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对于行业和地区两种制度压力并不具有对等性的响应。换句话说,在当前阶段,企业仅仅响应并且积极响应产业数字化制度压力,而并不响应地区数字经济制度压力。第二,虽然地区数字经济制度压力不构成主要制度前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地区数字经济对于企业响应产业数字化压力,具有明显的助推作用。第三,管理者认知（具体是指数字化注意力）对于“产业数字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产业数字化ⅹ地区数字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均起到正向传导的中介效应,这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过程。依据上述结论以及关键的文献支撑,本文对模块一的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以为模块二的进一步研究打好基础。模块二是对模块一的递进式分析。在组织响应行为的一般规律,模块二将这一规律置于不同的企业微观情境中,观察其变化性。本研究旨在模块二中回答如下问题:分别地,企业类型（“行业专家型”企业和“社会资本型”企业）、企业可见性程度、企业的经营压力是否及如何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响应行为及认知过程?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企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关系、企业暴露于制度环境的程度、企业对环境的搜索程度等情境的敏感性。基于认知视角和制度理论,以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鉴于模块二是在模块一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本部分先对模块一的修正模型进行了再检验,确保修正模型具有稳健性,然后对模块二进行了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行业专家型”企业对于制度环境的依赖关系更弱,更难以感知到产业数字化及其与地区数字经济相叠加的制度压力（简称“制度压力”）,而“社会资本型”企业并不会更容易感知到上述压力。同时,无论是“行业专家型”企业还是“社会资本型”企业,都没有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合法性资源。第二,可见性较高的企业,更能积极感知制度压力,并获取更多的合法性资源。第三,相较于经营压力过大或过小的企业,企业的行业业绩预期差距中等情况下,企业更可能感知到制度压力。本研究具有如下理论贡献:第一,本研究借助战略认知理论,洞察了“制度压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揭开了宏观制度压力到微观企业的跨层次传导机制。虽然过往研究已经肯定了认知通道的作用,但囿于管理者认知的数据获取难度,认知过程并未被有效洞察,本研究借助机器学习方法测量管理者认知,解决了这一难题。第二,本研究基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剖析了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压力,包括合法性机制的差异,以及交互作用的可能性。尝试将制度压力情景化,深化了制度理论在中国情境中的应用。第三,本研究补充了企业响应制度压力行为的情境——企业经营压力,并且分阶段（企业响应行为的认知阶段和决策阶段）地讨论三种情境——企业类型、企业可见性、企业经营压力的情境敏感性,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某一情境因素在哪个阶段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相较于过往的未打开认知过程的、笼统的情境敏感性讨论,本研究是一个细化和深入的应用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