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和稳定就业事关民生福祉，历来深受政府、社会和学界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中国虽然取得了令世人震撼的“经济奇迹”，却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在大量农村失地人口转移到城镇和高校多年扩招的叠加影响下，当前中国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换言之，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面临环境污染和就业的双重压力。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环境规制的力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环境质量，但也间接导致部分企业被限产甚至关停，从而可能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在新冠疫情引发国内外市场萎缩、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这一特殊背景下，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探究中国是否存在环境保护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红利”，对于当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不同的面向，除直接影响外，还会产生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有鉴于此，本文使用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以上三个角度全面考察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可能影响。首先，使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影响。其次，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如何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劳动力就业。最后，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影响在全国层面呈U型关系，即在某临界点之前，提高规制强度将抑制劳动力就业，一旦越过该点，继续提高规制强度将促进劳动力就业。研究表明，当前阶段中国的环境规制水平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时期。因此从短期来看“规模效应”是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主要结果，即增加企业成本、抑制企业规模，从而抑制劳动力就业。然而如果将分析时段延长，则环境规制的“替代效应”会占主导，企业会以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要素替代资源环境要素，展开一系列治污减排活动，促进就业。分地区来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同样呈U型关系，但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则呈显著负向关系。
　　(2)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就业的短期影响为负，长期影响为正。即短期来看，环境规制会通过“遵循成本效应”抑制技术创新，长期来看则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而后者既能提高企业效率，扩大企业规模，又能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从而促进劳动力雇佣的增加。环境规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提高了外商的准入门槛，降低了其来华投资的预期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冲减了其就业挤出效应;环境规制增加企业成本，减缓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抑制其生产外流，从而正向影响就业。
　　(3)环境规制对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呈U型，在中西部地区呈显著抑制作用，且与第3章所得结论相比，考虑空间效应后的U型曲线拐点右移。而环境规制对邻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呈U型，在西部地区呈显著抑制作用。随着环境质量指标在地方政府考核中的比例加大，地方间环境规制“逐底竞争”与“逐项竞争”并存，即一个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动，会带动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发生互补型互动，进而通过“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对邻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空间溢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