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豳风》的研究试图从宏观上把握历史文化背景,从微观上切入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对整个《豳风》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以文献考辨为基础,重新细细审查丰富完整的传世文献,通过文史互证等方法,进一步探讨以下相关的重要问题。“豳”之地望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豳”地应该包括今天陕西省咸阳市旬邑、邠县以及甘肃省庆阳市庆阳县、宁县、正宁县一带。《豳风》是周公的专辑,七篇均或周公所作,或为周公而作,或诗歌内容与周公密切相关,否则不入此风。“豳”非诸侯国名,乃周人先祖的居地,周公作为这一专辑的主人公,其当时的历史地位堪与先祖并重。《七月》是周族的农业史诗。诗作为周族的农业史诗出现在《豳风》并成为其代表并非偶然,周是一个非常重视农业的民族,其起源、发展和繁荣都与农业息息相关。《七月》正是周公追述先祖居豳时的农事诗,作于西周初年。将《七月》作年从西周初不断往后推移之傅斯年、徐中舒、陆侃如、冯沅君先生的“春秋说”,郭沫若先生的“诗的时代当在春秋末年或以后”说皆难以成立;谓《七月》为豳地旧诗、作年甚古也无法令人信服。当今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底层劳动人民所作及小奴隶主作说,亦不可取。《七月》作者,当尊《诗序》为周公无疑。郑玄注《周礼》言及《豳诗》《豳雅》《豳颂》,形成了《七月》一诗备三体之说,指《七月》诗虽居《风》中,却既似“雅”又像“颂”,包含了风、雅、颂三方面的内涵,然《七月》仍是一首完整的风诗,三体当为合一之三体。《鸱鸮》不是“劳动人民”所作,《诗序》所引《金縢》是可靠的,在没有新的更可信的材料发现以前,我们仍然相信《鸱鸮》为周公所作。《鸱鸮》并不是规范的“禽言诗”,而是一首名正言顺的寓言诗。傅斯年、徐中舒先生提出《东山》是“鲁诗”,然是说种种理由均不能够成立。《东山》是成王时关于周公的诗,至于其作者,学术界多赞同归士自作说。古时山以东南西北为名者为常事,一般乃依都邑所在之方位而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东山”为《东山》诗之“东山”证据还不充分,只备一说。《破斧》作者,《诗序》说是“周大夫”,姚际恒、方玉润以为“四国之民”,皆不然;《破斧》乃参加东征的士兵胜利归来后所作。诗中“周公”为周初之周公旦无疑,诗有“周公东征”作为最可靠之内证,作于周公东征胜利后。“斧”“戕”“锜”“銶”非兵器,乃军士筚路蓝缕、除道樵苏所用器具。吴汝纶谓《伐柯》与《九罭》本为一篇,非是。《伐柯》《九罭》确为两篇,无合一之理由。据考察,两篇均为婚恋之诗。《伐柯》侧于婚,《九罭》重于恋。编诗者采此二诗入《豳风》,以《伐柯》喻周公东征已胜利,将归未归之际,谓成王当以隆礼迎周公也。《九罭》之背景与《伐柯》同,表达的却是异地异人的感情,即东人对周公的留恋之情。《狼跋》一诗,程颐、朱子等宿儒指出狼乃恶兽,不当喻圣人。事实上,狼在古代尤其是《豳风》的时代并不是邪恶的象征,以狼为贪婪、邪恶之代表是后人的问题,。《狼跋》中的狼,是威猛不可侵犯的,以狼比兴周公之威风凛凛,是理所当然的,不应存在任何疑问。现代学者陈良煜对“狼跋其胡,载疐其尾”与“狼疐其尾,载跋其胡”有新的见解,然其能否成立,有待进一步研讨。《狼跋》乃东征胜利后,作者对周公发自内心由衷的赞美。狼兴周公,威猛地猎其物,喻周公东征伐四国之圣人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