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政权之初，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统治者从思想上迫切需要做到“大一统”。思想的统一，势必要求文献学术上的统一。西汉的文献整理工作就是为这一政治需要服务的。汉初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文献搜集活动，使文献的种类、数量得以空前繁荣发展，因此对文献的整理、分类、编目、辨伪工作也日益迫切解决，随之出现司马迁、刘向刘歆父子及东汉时的班固、郑玄等一批史学家、文献学家及校注家，并且开展了对文献的编著、整合、校注工作，其中整理规模最大、经历时间最长、首开中国文献学之先河的当推为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整理。刘氏父子历时二十余年，倾注毕生精力，以整理文献为己任，总结出了一套整理文献的思想、方法和原则，并产生了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版本学等学派，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刘向将群书的叙录汇集成的《别录》和刘歆编写的《七略》，他们开创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和分类学之先河。《别录》、《七略》从书目体例、分类方法、校勘程序、编目特点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分类。刘向采取的“本校法”和“对校法”的校书法，为后来的校雠学奠定了基础。在编目方面，采取——条其篇目，撮其旨意，撰写叙录，然后排比分类，将学术源流的考辨，学术著作的评价，学科范围的划分具体应用到书目的编纂，逐步形成了后来的目录学。在分类方面，将古代文献划分为六类，为后世文献的“四分法”和“七分法”的形成起到了借鉴作用。在文献整理思想和方法上，西汉时期主要有求真的文献整理态度、博通的文献观及系统的文献考辨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的文献整理思想。在整理方法上，采用并确立了辨伪、版本、校勘、目录、注释等方法，这些方法尽管在先秦已多使用，但在西汉时期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这些都为后来文献整理提供了主要的思想和方法。直到今天，从图书馆图书资料的分类、编目、著录、版本、校对等整理过程中仍可看出西汉文献整理思想与方法的缩影。西汉的文献整理，对后世影响巨大，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班固、郑玄和清代的章学诚，三人继承并创新了西汉文献整理的模式。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首创史志目录，并在编制体例、书目方法上进行创新。郑玄在古籍注释模式上采取了旁征博引，而求其事，重视音训，正音释义。他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整理、注释了“三礼”，把训诂与阐发文章有机的结合起来，奠定了古籍注释的模式。章学诚在群书索引、史籍索引、总集索引等索引理论上创新了表格索引和关键词的选择。西汉的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