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汉建立政权之初,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统治者从思想上迫切需要做到“大一统”。思想的统一,势必要求文献学术上的统一。西汉的文献整理工作就是为这一政治需要服务的。汉初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文献搜集活动,使文献的种类、数量得以空前繁荣发展,因此对文献的整理、分类、编目、辨伪工作也日益迫切解决,随之出现司马迁、刘向刘歆父子及东汉时的班固、郑玄等一批史学家、文献学家及校注家,并且开展了对文献的编著、整合、校注工作,其中整理规模最大、经历时间最长、首开中国文献学之先河的当推为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整理。刘氏父子历时二十余年,倾注毕生精力,以整理文献为己任,总结出了一套整理文献的思想、方法和原则,并产生了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版本学等学派,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刘向将群书的叙录汇集成的《别录》和刘歆编写的《七略》,他们开创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和分类学之先河。《别录》、《七略》从书目体例、分类方法、校勘程序、编目特点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分类。刘向采取的“本校法”和“对校法”的校书法,为后来的校雠学奠定了基础。在编目方面,采取——条其篇目,撮其旨意,撰写叙录,然后排比分类,将学术源流的考辨,学术著作的评价,学科范围的划分具体应用到书目的编纂,逐步形成了后来的目录学。在分类方面,将古代文献划分为六类,为后世文献的“四分法”和“七分法”的形成起到了借鉴作用。在文献整理思想和方法上,西汉时期主要有求真的文献整理态度、博通的文献观及系统的文献考辨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的文献整理思想。在整理方法上,采用并确立了辨伪、版本、校勘、目录、注释等方法,这些方法尽管在先秦已多使用,但在西汉时期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这些都为后来文献整理提供了主要的思想和方法。直到今天,从图书馆图书资料的分类、编目、著录、版本、校对等整理过程中仍可看出西汉文献整理思想与方法的缩影。西汉的文献整理,对后世影响巨大,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班固、郑玄和清代的章学诚,三人继承并创新了西汉文献整理的模式。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首创史志目录,并在编制体例、书目方法上进行创新。郑玄在古籍注释模式上采取了旁征博引,而求其事,重视音训,正音释义。他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整理、注释了“三礼”,把训诂与阐发文章有机的结合起来,奠定了古籍注释的模式。章学诚在群书索引、史籍索引、总集索引等索引理论上创新了表格索引和关键词的选择。西汉的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