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以促进消费。因此,研究我国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十分重要。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除了受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之外,持有资产的财富效应对消费也有一定影响作用。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持有的占比较大,股票、储蓄等金融资产也对居民消费有影响。因此居民家庭资产中住房和金融资产等金融性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值得关注。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其中流动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7.72%。人口迁移为人口流入地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及消费与投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政策支持流动人口常住化和城镇化,因此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居民家庭的消费差异值得研究。目前,我国学者对居民家庭财富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财富效应的作用机理、居民家庭金融性资产财富效应的显著性和大小等也并未达成一致结论。而且,现有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就业收入、教育医疗、消费支出等方面,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而流动人口家庭中金融性资产财富效应对其消费影响研究的成果则更少。因此本文基于2012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将我国居民家庭分为城镇常住人口、农村常住人口、流动人口这三类群体,研究其消费、资产持有情况及资产的财富效应。首先,对资产财富效应相关定义进行说明,通过消费函数来解释资产财富效应;其次,根据理论假设设计模型和变量,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居民家庭的户主及家庭属性特征、收入情况,并对消费、不同资产的持有进一步进行细分,对比三类消费群体的差异;另外,利用Tobit模型对居民资产的持有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基于描述性统计结果重点分析了住房资产以及金融资产各组成结构的影响情况;最后,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对三类消费群体的住房资产、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检验,探究居民家庭资产持有的选择对消费的影响。通过实证,本文得到关于居民家庭金融性资产持有的影响因素方面,以及居民金融性资产的财富效应方面的相关结论。居民家庭金融性资产持有的影响因素方面,性别属性中男性更倾向持有住房资产;资产形式随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金融资产呈现先增后减,这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转化为婚配时的住房资产需求,之后到达一定年龄又逐渐积累;学历高者对金融资产的选择上偏向于股票、基金等较高风险的金融工具;婚姻、家庭人口规模对住房资产有着正向显著影响,东部地区居民偏向选择金融资产;收入对资产均有显著的作用。居民金融性资产的财富效应方面,住房和金融资产对消费有正向的财富效应,同时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要大于住房资产。流动人口家庭的当期消费对金融资产的敏感度较高,因而流动人口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最显著;农村常住居民金融知识相对缺乏,金融资产的利用率不高,重点关注住房资产,因而农村常住居民的住房财富效应要大于城镇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同时,居民家庭户主、家庭属性特征及收入对消费也有一定影响。家庭人口数多,生存消费支出基数也大;东部省市经济相对发达,整体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年龄与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学历越高收入也相对越高,消费能力较强;农村户口家庭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对居民家庭金融性资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家庭金融、消费金融理论研究的补充;第二,本文将家庭资产纳入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影响的模型,弥补了流动人口财富效应方面研究的不足;第三,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将消费群体分为城镇常住居民、农村常住居民、流动人口三类,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对比分析消费群体间的差异,探索扩大居民消费内需的途径,缩减不同居民消费群体的收入差距,推动城镇化建设及流动人口城镇市民化,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