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日常生活”曾一度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主义兴起,日常叙事才得以被重新拾起。在这一系列的日常叙事中,日常书写通常是以与日常生活同构的、朴素的话语方式去描摹凡俗的小人物、细碎的生活细节和庸碌的日常场景,力求通过这种直观感性的书写方式刻画日常的庸常、琐碎而又鲜活、丰富的原生本相。施叔青的日常叙事同样将笔下的小天地留给了都市凡俗生活里庸常的小人物,尤其是处于日常生活边缘地带的女性。她记录这些平凡女性的细碎的生活细节和庸碌的日常场景,写她们的婚姻情爱家庭生活,也写她们的日常交往和应酬。写一个餐厅,也写一次晚宴。然而,不同的是日常生活在施叔青笔下是作为男女两性拉锯的战场,而并非是生命个体此岸生存意义的支撑点。施叔青将她笔下的日常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都市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浓缩了这个时代上升的物质和膨胀的欲望,凡俗的日常生活里呈现出一幕幕欲望复苏、情爱纠杂的庸俗景观。然而,施叔青的文本要做的并不是简单地去呈现这处景观,而是想借其言说。她笔下的女性在这一幕幕庸俗的景观之下苏醒,开始主动去消费这个庸俗的世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麻木地被消费。甚至是庸俗的日常开始成为女性对话男性世界的一种隐秘的声音,成为女性力量的承载,从而生发出一定的性别意义。施叔青在她早期的作品中着眼于对两性情爱婚姻的探索。她用她的作品还原了那个物质上升欲望膨胀的时代之下两性之间情爱的真实状态。当物质开始成为沉甸甸的现实人生场景的重要内容,人在精神上遭受来自物质的挤压和异化,原始自然分工下以“自存”为目的的男性在最大限度攫取生存资源的过程中遭受了压力的重创,他们开始暴露出自私功利庸俗不堪的去魅特质。而男性为了继续维持其自存的开拓性,依然将女人滞留和封闭在传统的生育活动和家庭之中。女性在去魅男性的“身心”束缚中遭受水乳难容情爱的围困,感受着窒息的痛楚。于是她们在这潭庸俗的泥淖中日渐苏醒。当施叔青笔下的女性开始苏醒,开始在她们人生所经历的物质镜像之城中深切地感受着物质生存与欲望复苏给人性造成的异化和腐蚀,感受这种异化和腐蚀加剧着传统两性性别关系的撕裂和破碎。她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力量。女性在物质和欲望的挤压中开始质疑和否定她们原有的生存境况,而现世物质和欲望的勃张,又为女性重构生存提供了更宽广的行动空间。她们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以及过去被男性所禁锢和抑制的爱与欲望,在灯红酒绿的物质魔都中试图去尝试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于是,她们在“爱”与“欲”中肆意游走,开始导着一场场“以性易物”的爱情游戏。然而施叔青的文本创作并非呈现只为了曝光一个庸俗不堪又缺乏情趣的世界,也并非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去魅男性的无趣怯弱和女性苏醒后对欲望的饥渴,她在对两性庸俗日常的处理上极尽了她的智慧,显示出了女性在男性主导文化威压下的创造力。与大多数女性文本不同的是,施叔青让笔下的女性从男人的臂弯里苏醒之后,却继续让她们在男性所圈设的边缘处境里智慧地生存下来。她们并未与男性世界从此剑拔弩张,而是正视其自身的胚胎体质,巧用一种独特的“蜜糖主义”对男性进行软性抗争。除此之外,在叙事话语建构方面,施叔青也在文本中智慧地建构着“双重声音”,试图解构男性主导者的声音,让缄默的女性于庸俗的日常之下发出声响。纵观施叔青的女性日常书写,不论是从创作风格还是从女性观念的表达上她都显示出有别于他人的特殊性。庸俗化的女性日常生活在施叔青文本的叙事中作为女性力量的载体,成就了女性在想象双性理想世界的场景中期待回归自我回归“本性”的主流欲望。它唤醒了女性对自身的意识,深化了女性对自我的感受,同时也拓宽了女性在身体和心灵上的行动空间。在施叔青的笔下庸俗化的女性日常不再只是一处景观,它在破碎之后重新凝聚成了一把尖锐的利器,这把利器在接受“蜜糖主义”的伪装之后插向男人的咽喉。如此,女性庸俗的日常显示出了其特别的性别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