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与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相对应的是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突出表现为各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或高位运行。持续加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环境污染治理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政府和全社会面前的重大且迫切的课题。自1993年Panayotou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以来,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争论从未停止,直到今天依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几十年深入的研究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结论;不仅如此,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甚至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在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关于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承接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效应上,未发现有学者研究一国内部产业转移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规模较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自然也很弱;而中国国土面积巨大,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规模相对也就大的多,承接产业转移对产业承接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自然也会大得多。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忽略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使得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然而,由于我国统计部门至今尚未统计国内不同省份间产业转移的规模,导致难以进行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定量分析。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与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的速度不仅明显快于改革开放之前,也快于世界上多数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不同种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变化不仅体现为三次产业产出比重的变化,还体现为三次产业内部各行业间产出比重的变化。但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发现,较少有文献将国民经济进行行业细分后度量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需要。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会产生数种环境污染物,环境污染是数种环境污染物排放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难以说明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讨论经济增长等因素对某单一环境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排放量影响的文献较为常见,但鲜见有学者利用主要环境污染物构造能表征环境污染整体状况的综合指数,针对该综合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则更为少见。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首先对环境影响系数(the Environment Impact Coefficient,EIC)进行改进,并利用所构造的环境影响指数(the 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Environment,IISE)分析中部 6 省产业结构演变的环境效应。其次,构建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the Index of Fixed-assets Investment,IFAI),并利用该指数估算中部6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再次,利用2000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经济增长、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等变量对中部6省5种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最后,通过构造环境污染综合指数(the Environmental Comprehensive Index,ECI)来表征环境污染的整体严重程度,并计量分析中部6省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在我国深入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和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进行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变化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动态影响机理及政策创新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本文的研究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主要的创新点等几个部分。第二章为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本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学说,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文献梳理从6个方面展开。(1)简介研究如何从增长极限说过度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2)从环境规制、市场机制等4个方面介绍"倒U型" EKC曲线形成原因的研究;(3)介绍学术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争论和质疑,主要有EKC模型的有效性、EKC曲线形状的非唯一性、EKC曲线转折点出现时间的分歧等;(4)系统梳理学者们对国际贸易与污染跨国转移、FDI的环境效应、产业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等相关议题的研究;(5)单独介绍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6)已有研究的述评,包括共同结论的总结、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第三章分析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状况,并利用构建的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IFAI)估算中部6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为后续的定量分析奠定基础。通过对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比较发现,二氧化硫和烟(粉)尘的排放量在2005年到达峰值后,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而工业废气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则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虽然中部6省单位GDP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近年来下降较快,但依然高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浙江两省,显示了环境污染的相对严重性。在对产业转移进行内涵界定和批判、借鉴与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用于估算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估算的结果发现,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承接的国内产业转移至少具有3个特点:一是随时间推移整体上呈增长态势,但波动较大;二是除江西省外,中部其他省份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在2010年后均出现了较为快速的扩张;三是承接国内产业转移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等生产过程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几个行业。第四章为利用中部6省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等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构建了两个环境污染方程的计量模型用于定量分析。实证的结果表明,二次函数模型优于三次函数模型,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均与经济增长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经典的EKC曲线关系在中部6省范围内成立。工业废气排放、废水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均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其中,工业废气排放离拐点的距离最远,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空气污染将持续较长时间(20年甚至更久)后才会逐渐减弱。中部省份的二氧化硫排放和烟(粉)尘排放均已处于"倒U型" EKC曲线的下降区间,烟(粉)尘和二氧化硫分别于2006年和2010年前后越过EKC曲线的拐点。"污染避难所"效应在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上均有较为显著的体现,说明FDI已经对我国的环境污染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国际贸易中的"污染光环(Pollution Halo)"效应与"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效应同时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略占上风。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均不显著。除工业废气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其他种类的环境污染物减排的影响也不显著,投资严重不足且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影响了污染治理的效果。第五章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整体影响。考虑到单一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不能代表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说明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该指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表明,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虽然期间存在波动,但波动幅度并不大。以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程度的变化与经济的增长和走势密切相关,中部6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初步估计拐点在15年后才能到来,期间环境将持续恶化。各省产业转移与逆转移的规模大体相当可能是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影响较为微弱的主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加剧了中部6省的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效应客观存在。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小,环境污染的跨国转移不明显,实证结果更支持贸易中性论。工业产出比例的增加对于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不明显;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改善微乎其微的实证结果令人诧异,初步的分析认为,生产中的环保投入少、事后的污染治理多,以及治理效率低下等是造成检验不显著的主要原因。第六章探讨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的环境效应。不同类型产业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尽相同,第一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弊有利,第二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生产规模的增加所带来的工业污染物排放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第二产业来说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较小,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会产生较多的环境污染物。在剖析已有文献中环境影响系数(EIC)设定缺陷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每个细分行业的环境影响系数;接着利用所构建的环境影响指数(IISE),定量分析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的环境效应,并以江西省为典型代表,分析了一省内部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3年间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整体上处于中等级别,环境压力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大;最近几年产业结构的优化令环境有改善的趋势,但趋势并不明显,其中,山西省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明显高于中部其他省份。同时,以江西省为例的研究表明,一省内部各地市因产业结构的差异,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也不尽相同。第七章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存在的不足与研究展望。本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其次,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和讨论提出了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与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最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不足,并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