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红楼梦》杨译本和霍译本,不难发现,在文化因素的处理上,两译本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从总体上看,杨宪益夫妇采用的是语义翻译,霍克斯采用的是交际翻译。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操控下的改写活动,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支配。以此为理论基础,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究两译者何以会采用相对的两种策略来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论证过程中挑选了两译本中的某些例子作为论据,对比两译者对同一文化因素的不同处理方法,并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其原因,由此推导出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译者及译文的。通过比较与分析,本文认为,两译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在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形成了各自自身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同,翻译动机、文化取向、及其对原语文本的态度和阐释也就不同。相应地,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译文也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翻译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