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融汇的重要地区,遗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至公元前后。本文在详细收集、整理牌饰资料的基础上,依据质地、形状及纹饰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出土的牌饰进行归纳分类。同时根据墓葬资料探讨了牌饰的佩带、使用习惯以及牌饰中所见的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情况,尝试以此视角加深对新疆地区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新疆地处我国西北,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自20世纪初,就有来自外国的考察团先后对不同时期的遗存进行过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对于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学者们从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各区域文化类型及遗址、墓葬的研究分析到对牌饰的认识、对其形态变化及装饰风格所反映的内涵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认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众多考古发现中,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与金银器反映了当地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及精神世界。通过对这些青铜器及金银制品的系统研究,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人们已掌握的金属加工及制作方法,同时根据墓葬或遗址中的其他信息分析判断这些金属器的用途、使用方法以及与其他物品的相关性。在力图最大程度复原古代居民生产、生活图景的基础上,深入理解这些金属器的内在涵义。牌饰作为一种人们装饰、佩带于腰间,能够体现身份地位的金属装饰品,是探寻古代居民生活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对出土资料中金属牌饰的系统研究及其他相关性的举例,能更深层次地揭示欧亚草原背景下草原游牧人民物质文化的精神内涵。就已经公开发表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新疆出土(或采集)牌饰的地点共35个,来自八个不同的区域,从时间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可供统计的牌饰数量共75件。可以看出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牌饰材质有铜质、铁质、金质、银质,其中铜质47件、铁质10件、金质15件、银质11件。从分期及分区情况来看:第一期只有铜质牌饰,除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以外,零星分布于巴里坤地区及天山中部山谷区;第二期时铜质牌饰数量大幅增长,并遍布全疆各地区,开始出现铁质牌饰,铁质牌饰仅在吐鲁番盆地区有发现;到了第三期,铜质牌饰数量比第二期稍减少,铁质牌饰数量增多,且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最南至温宿县包孜东墓地都有发现。金、银质牌饰集中出现于东新疆地区及吐鲁番盆地,动物纹饰风格显著。在对牌饰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时,依据所见牌饰的材质、形式以及纹饰图案等线索对其进行分类。较早期的铜质和铁质牌饰分为素面的和有纹饰的,其中有简单纹饰的主要分为有穿孔、有钮的以及有点状纹饰及镂空图案。有动物纹饰的则有羊、虎、鸟、野猪等动物形象。金、银质牌饰上有虎形、马形或格里芬纹饰。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地区出土金属牌饰的墓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单人葬和双人及多人合葬皆有。从牌饰的佩带及使用情况来看,一般将其穿系、佩带于墓主腰间,少数会佩带于胸前,且男性女性墓主都有佩带。作为随葬品,牌饰有时也会放置于墓主的头部旁随葬,由此更可以看出金属牌饰所蕴含的贵重价值。新疆地区所见的牌饰体现了与周边地区可能存在文化的交流。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镂空牌饰可能作为一种本地文化因素对周边的巴里坤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蝶形牌饰和中间凸起的圆形牌饰可能是受到来自东部四坝文化的影响,相似的中间凸起的圆形牌饰在卡拉苏克文化中也有发现。放射状圆牌饰则可能进一步对齐家文化产生了影响。新疆出土的带有动物图案的牌饰与流行于我国北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及欧亚草原其他邻近考古学文化中的牌饰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