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上海私立大夏大学教育学科为研究对象,从“教育”与“救国”的关系切入,考察该学科在与社会、大学的协奏中所呈现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发展脉络,进而探讨教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危机与转型中被作为“救国新知”引进后,在学术与“救国”的张力之间形塑出的学科样态。以大夏大学创始人欧元怀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人,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刺激下留学西方研习教育学,并将教育学科引入中国。欧元怀归国后初于厦门大学手创教育科,随即因教育理念和人事纠纷而率领教育科之学生远走上海,师生合作创建大夏大学及教育学科。有此背景,故创设大夏时师生满怀教育理想,希望能由此“开新教育的新纪元”,教育学科更在该校占据核心地位。然而现实却是该校自一开始便夹杂着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等诸种政治势力,并成为他们的竞技场,国家主义教育学、党化教育轮番登场。“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加深,教育不仅未能救国,反而日渐崩溃,国人由此普遍认识到照搬西方教育理念无法救国。大夏适于此时迁入新校园,整体办学条件大为提升,在反思西方教育学的同时积极以教育因应国难,提出了自己的“民族复兴教育”方案,率先在大学创设社会教育学系、施行电化教育等,促进教育学的中国化。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夏迁往贵阳,部分师生留守上海继续办学。国难的空前严重促使教育学必须直接服务于“抗战救国”。为此,大夏教育学科进行了“抑文重实”的调整,压缩教育心理和教育行政,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抗战中整体社会环境恶化,作为私立大学的大夏黔沪两校皆因经费不足陷入困境,非改“国立”无以图存。而改国立又因改名“贵州大学”永久留黔和沪校傅式说等人投敌的“政治污点”两问题难以成功。大夏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无奈之下只能将黔校教育学科并入新成立的国立贵阳师范大学以向政府“输诚”,从而换取经费自救,并保留沪校教育学科延续学脉。黔校在教育学科停办后也依然坚持教育学活动,在边疆教育和社会教育问题上多有贡献。抗战胜利,大夏迁返上海,黔沪两校合并,在文学院下设教育学系。后经校方的极力奔走,大夏教育学院得以恢复,成为唯一设有教育学院的私立大学。但因内战时局动荡,大夏教育学院虽建制恢复,学科水平则难以复原。解放后大夏教育学科极力配合新政权,重设师范专修科培养建国师资,在社会教育系添设革命歌舞内容。但最终因新政权对教育事业整体规划的改变,教育学科随着大夏大学一起逐步停办。最终大夏与光华大学合并,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大夏教育学科亦随之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人民教育”的基石。以大夏教育学科为代表的众多新兴学科,因“救国”而引入,一方面要进行学科的现代转型,一方面则要不断因应随时代转换的救国主题,甚至因“救国”而消亡,它们的演变轨迹深刻折射出学科逻辑与救国逻辑间巨大的历史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