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是晚清政府为了弥补当时巨额的财政亏空,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发行的一次国内公债,从发行的形式到制定的章程,都具有非常鲜明的近代化色彩,反映了晚清财政近代化的趋势,具有一定的近代意义。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发行过程中的失误,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使得昭信股票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异,在官方层次退化为一场集体报效的闹剧,在民众层次则是演变为残酷的摊派和勒索,这种变异,导致了昭信股票的实际发行结果与初衷相距甚远,不但没有达到缓解危机之目的,反而招致了民众极大的反感和抗议,最终不得不停止,落了个昭信不信的笑柄。昭信股票一方面是甲午战后空前严峻财政危局催化出来的非常财政手段,另一方面,晚清时期西方财政金融理论特别是公债理论的传播,则是昭信股票产生的理论可能性,两者缺一不可。但理论上的可能性,不代表实践上的可行性。由于认识的偏差,大谈忠君爱国的感性,而忽视实际操作的理性诉求,导致昭信股票在初始制度层面的设计上,严重偏离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超越了总体经济实力和民众的承受能力,昭信股票的发行,举步维艰。由于社会生态和整体环境的制约,作为近代化色彩颇为浓厚的昭信股票,不可避免地被有意或无意地纳入到传统的财政手段和财政思维所构架的中世纪迷局中去,一方面,大多官员不了解昭信股票之公债本质,而是依于报效捐纳的强大惯性思维,把昭信股票这一近代化的新生儿,生生拖入到中世纪的泥淖之中,消融了昭信股票的公债色彩;另一方面,各级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急功近利,把昭信股票引向摊派勒索的死胡同。昭信股票发行异化所产生的弊端,也必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在一些地区,还与民众的反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四川爆发的余蛮子起义,昭信股票在起义的爆发,招抚和善后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昭信股票,从单纯的财政手段,又演化成为国家地方互动博弈的棋子。昭信股票发行半途而废,其最终去向则千差万别,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零散化和随意性的特点,也反映出国家与地方在争夺昭信股票上的冲突,地方财政权利的分离化倾向,日益明显。昭信股票在官方层面大规模的集体报效,实则出于忠君报国这一强大的道德舆论压力,已经具有了变相摊派的性质,以至于最后许多官员根本无法兑现其所承诺认领的股票,这种对官员的变相摊派,可以说是地方官员对民众强制的勒索摊派的一种效尤。最终官员身上沉重的摊派压力,无疑会传递到民众的身上,他们是昭信股票真正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