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源于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历经50多年的发展进程已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由于在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长期受“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无法逃脱理论视野的固化和窄化并陷入理论创新和反叛的困境。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为了保持理论的不断创新和鲜明的批判立场,采用理论间离于生活世界的策略导致与生活世界脱离似乎进了理论“创新”的死胡同。针对上述相关问题,本论文进行了以下研究：第一章主要运用了文献内容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了后现代主义相关概念以及与跨文化传播学的关系。跨文化传播作为沟通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群体的桥梁,也应该正确面对其反面：她也是不同世界、文化群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多元性、开放性、自省性视角和爱德华·蒙克式的尖叫和高卢雄鸡式的唤醒的姿态,致力于从现代文明的“黑暗”世界走向液态乌托邦的理想。所谓的液态乌托邦就是暗含着一种多样性、开放性、未完成性、自主多元选择性、不可能性和差异性的反乌托邦形式的构想中的乌托邦存在。第二章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跨文化传播学相关理论,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中文化是关键因素之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批判其观察视角的单一的、中心的、僵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文化”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我们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研究跨文化传播必须批判传播双方从自己所熟悉的传播内容传播的局限。所谓自己知道的未必是熟悉的,很多传播活动都在未知区、盲点和隐蔽区进行传播。所以,跨文化传播中怎样“跨”出去是一件“不可能性”事情。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更应该重视跨文化传播的内部传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不然,跨文化传播因为国内人民的误解而达不到预期传播效果。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的问题,如果组织严密,传播就顺畅从而组织也变得有活力有凝聚力；如果组织一盘散沙,跨文化传播就并不能形成文化内的传播能力,更不用谈建构跨文化传播能力了。第三章主要研究当下人类普遍面临身份危机和认同焦虑,跨文化传播学理论建构中身份认同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维度。在身份认同中如何认清“我”和“我们”也是理论本土化的关键。所以,在跨文化传播学在理论建构中应该急需重建液态乌托邦来重塑液态身份认同,以便应对全球性危机时,唤醒人类世界公民身份认同来应对；当第三世界人民挣脱帝国主义和殖民化,进行人的解放时,唤醒更加具体、灵动、具有凝聚力的本民族文化认同。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结构,并结合她者和它者(即对女性身份的肯定和重构人类自然生态身份)组成有机的统一体去塑造新型的、有选择性的、相互竞争的、灵活流动的液态身份。通过批判文化帝国主义式同质化、占有欲下的“爱”,试图探究在尊重差异化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构“爱”的乌托邦的同时完成跨文化转向。全球化过程既是全球主流文化不断地对其他民族文化同质化的过程,也是另一种地方化和本土化的过程。跨文化传播学更应该关注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群体之间的隔阂和传播的失效性即不可能性。对不可能性的探索是发挥想象力的极限去建构另一种“可能性”的行为,即意味着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盲区和未知区。跨文化传播学更应该努力打破跨文化传播学的“可能性”边界,建构灵动的疆域化、分层化的文化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