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征程中,重塑乡村人情往来健康生态构成了乡村现代化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之一,专注于乡村人情往来价值引导的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应有议题与使命担当。我国总体上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文化是其本质所在。历史形成的乡村社会结构生态呈现出以亲缘、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总特征,“人情往来”在较为封闭的乡村地域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编织着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乡村的社会结构、权赋格局及价值生态。对于塑造个体对乡村的情感认同和群体归属,实现信息流通、资源配置,建立彼此信任及互助关系,形成乡村共同意志,促进公众参与乡村治理,化解矛盾冲突,延续礼俗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在这些功能动态作用过程中,乡村人情往来既受到乡村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又不断在时代变迁中面临新的挑战、接受新的洗礼,经历着乡村整体价值形态的嬗变与重塑。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乡村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乡村人情往来的价值意蕴也随之变化:多元价值冲击与价值共识欠缺,工具价值增强与情感价值弱化,主体信任危机与价值传承断层,以及传统人情观念与现代法治意识冲突等,使得乡村人情往来的异化问题普遍存在,人情往来逐渐走向工具化、货币化、符号化的极端。这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阻碍与重要挑战,严重影响了乡村现代文明治理体系建设、乡村经济长远发展和乡村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本文从乡村文明建设、村民思想道德建设角度出发,以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洞悉乡村人情往来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理论、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知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时代引领,界定乡村人情往来内涵与特质,阐述其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作用,在此基础上,剖析乡村人情往来在新时期社会变迁中的异化现状、影响及成因,探究乡村人情往来价值引导的体系建构与实践路径,重塑乡村社会现代化文明生态,为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发展、实现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发挥建设性作用。